在大力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要建立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体系。乍一听，好像与我们熟悉的西方系统神学没什么区别。真没有区别吗？当然不是，中西之间一定有区别。有什么样的区别？这就难以回答了，因为这项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无法预知，也无法预设。尽管如此，本文仍期望根据笔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谈谈个人对未来中国神学的预期，而这个预期就是实践，为了显示与中国传统文化更紧密的结合，我想用“知行”二字更合适。

      主耶稣曾教导门徒：“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7:24-27）

      耶稣这段话告诉我们，知和无知，与行与不行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知行：基督教中国化立足点之三。大家应该还记得，前两个立足点，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经典。

      基督徒应该明白，信仰基督主要的不是相信一套神学理论，而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以这改变的生命示人。我们常说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这个意思。信仰是看不见的，能看见的只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德国现代神学家汉斯·昆说，做基督徒就是从根本上做人。他说：“做基督徒必须被做人所涵盖。基督性并不以贬损人性为代价，相反，它必须为有利于人性而发挥作用。” {1}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就是重视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无外乎人生修养和安邦治国两大目标。

一

      在西方语境中，神学与哲学关系密切，很多时候，二者难以区分。哲学的意思是“爱智慧”，是为了训练人的大脑，提升人的智力能力。神学的意思是“关于神的学问”。“在英文里‘神学’这个字是由希腊文Theos（神）和Logos（理性的思想）两个字合起来的。因此，神学就是对神而发的一种理性的思想。” {2}

      在中国语境中，哲学一词是修身养性之学，学习哲学的目的，主要不是追求学问，而是学习做人。正因为如此，有人称中国哲学为心性之学。中国的宗教，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也重视这个主题。

      总结一下：西方哲学重视“智”，智力的“智”；中国哲学重视“敬”，“居敬而行简”的“敬”。

      什么是敬？《史记·五帝本纪》说：“明鬼神而敬事之。”这句话是司马迁评价五帝之一帝喾高辛时说的，他认为帝喾是位仁君，他的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其中一项就是明鬼神而敬事之。就是说，帝喾了解鬼神，从而敬事鬼神。中国神学的目的就应该是如此，敬事上帝。敬本来指态度端正、仪表端庄、精神肃穆，后来引申为指一个人内在精神的专注、聚敛。换言之，就是身心灵的高度集中。《大学》一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就是对儒家学者操练这种敬的说明。

      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就是说，儒家学者追求的目标在于理解光明之德，在于与民亲近，在于达到最高的善。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这就是八条目的内容。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这段话把八条目按正反顺序各说了一遍，以示强调。八条目就是八个步骤，分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平天下，是指把光明之德推行天下，而不是指统治天下。要想把光明之德推行天下，首先要从格物做起，从自己身边做起。所以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

      在儒家看来，敬事鬼神，一定要在自己身上下工夫。孔子的学生子路与老师讨论君子的问题时有一段对话：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孔子回答说：“以十分谨慎、认真的态度修身养性。”子路又问：“这样就可以啦？”孔子又说：“修身养性的目的是要使人安乐。”子路再问：“这样就足够了吗？”孔子再答：“君子重视修养，是要让百姓安乐。”

      可见，在孔子看来，人之根本在于“修己”，而修己之进路则在“敬”。修是指个人内在精神的操持、收束。做到这一切的目的，在于“安人”“安百姓”。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中国神学不能走西方神学求知之路，仅仅把神学当作一门学问，而应走“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的路，走安人、安百姓的路。总之，神学要重视实践，信仰要落地。

      对神学研究者来说，神学研究的过程就是灵性操练的过程。要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考的过程要能“善其身”，一旦思考成熟，就要能“济天下”。换言之，中国神学人的神学思考，不仅要有益于自己的灵性生命，也要能帮助普通信徒生命成长。神学应该成为经世致用之学。

二

      明清时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喜欢用“天主”称呼上帝，因此，神学就被中国士大夫理解为“天学”。晚明中国天主教徒杨廷筠论到天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华先圣之学也。……自秦以来，天之尊始分，汉以后，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学几晦而无有能明其不然者。利氏自海外来，独能洞会。”杨廷筠认为，中国儒家学者一直以来所研究、思考的天学，与传教士传入的天学是一回事，不过汉以后，儒家学者走偏了，现在，利玛窦把正确的天学带回来了。

      在杨廷筠看来，天学（其实就是神学）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人与天的关系，换成今天的神学语言，神学研究的对象是上帝和人的关系。天人关系包含几个层次：“本天”，即来自天，按基督教神学解释，则为本乎上帝。人是上帝造的，人身上有上帝吹的一口气，有上帝的形像和样式，与上帝有相通之处。所以人被称为万物之灵，人能理解上帝，体贴上帝的意思；“知天”，因人本乎天，所以要知天，要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是圣经中反复出现的话题，大卫对儿子说：“我儿所罗门哪，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代上28:9）约伯的朋友提幔人以利法对约伯说：“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伯22:21）儒家认为，知天要与知人结合起来，以知人而达知天，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事天”，知天的目的在于事天。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上帝，当然是为了事奉上帝。怎样才算事奉上帝呢？按照中国文化的主张，事天是从事人开始的，而事人又是由尊重自己、实现自我价值开始的，这是儒家推己及人的主张。我们不妨从另一个方向推导，这个方向是儒家的方向，即人必须先尊重自己。孔子所说的君子四道之首为“行己也恭”（《论语·公冶长》），这种自尊来自严格的修行，称为“修己以敬”（《论语·宪问》）。有了对自己的尊重，然后再推己及人，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论语·雍也》）。

      在杨廷筠眼中，“事天”还不是最高层次，最高层次是，通过“畏天”而达到“敬天”。畏天与敬天的区别在哪里呢？简单说，畏天只是被动地顺从上帝，多少带有消极的意味。而敬天则是主动地顺从上帝，在不失自我中顺服上帝。用基督教神学中的救赎来理解就比较容易了。救赎是上帝的工作，人在救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呢？历史上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人在救赎活动中毫无用处，一点忙都帮不上。这种主张被称为“独力论”，也就是上帝独自完成救赎大功。另有一些人认为，人是可以配合上帝的救赎的，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下主动参与到上帝的救赎活动中。这种主张被称为“合力论”。我们可以用这个主张来理解畏和敬的区别，“独力论”强调的是畏，“合力论”则强调敬。

      中国神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求知，而是求敬。敬是神学研究的起点，也是神学研究的终点。这是因为，敬的概念源于宗教。一般而言，当一种宗教走向成熟的时候，必然产生敬的概念。成熟宗教之前的宗教，人类学家称为原始宗教。原始宗教没有敬，只有畏。畏强调的是服从，对崇拜对象的绝对服从。敬则要求人有自己的义务，人是有地位和价值的。希伯来人的宗教到了摩西时代开始出现严谨的律法，规定了人对上帝的义务，这就是敬。

      用王阳明的思想来理解，神学上的敬，就是知行合一。谢扶雅关于“基督徒君子”的主张也沿着这个思路展开。他强调中国基督徒要做到信知行三者合一，“能自明耶稣及基督教中之优素，而拳拳服膺、玩索辩味、修省存养、盘乎容貌、发绪言动、征著行事、使人不期敬而自敬之，不期爱而自爱之。” {3}

      中国信徒有一句非常通俗的话，说出了他们对神学的期盼：神学就是学神。我再加一句，学神的目的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三

      根据前文的介绍，我想用题目中出现的知行二字来说明敬，当然这里的知行，严格说来包含着信，信与知是一体的，信与行也是一体的，所以，谢扶雅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他的主张，将信知行三者一起提出来，告诉我们，这三样是一体的，不可分的。怎样理解其不可分呢，我想敬是最好的办法。敬是基督教中国化的立足点之一，是中国神学思考并不可少的态度。那么，该如何把敬的态度运用于我们的神学活动中呢？

      首先要强调，神学与信仰不是分开的，而是一体的。因为从现实的角度看，基督教的信仰关乎人的生命状态，是人生的大智慧，生命的大智慧。神学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人去认识这种智慧，关注人生，在上帝与人的永恒关系中，关注现实人生。而这一切，必须以敬为基本态度。

      那么，我们敬的态度来源哪里呢？当然源于上帝。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徒韩霖说：“天生万民，即将敬天爱人两念铭刻人心。”（《铎书》）对于基督徒来说，敬不仅是一个研究者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必须具有的道德，也是一位神学家从事神学思考时必须拥有的品质。从总体上说，这种品质就体现在一个人的信仰中，体现在他对待其信仰对象的态度中。

      其次，敬的观念十分强调人在天人关系中的自主地位，即人的自由意志。杨廷筠在《代疑篇》中，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并进而明确了人的责任，他说：“天主生人独异于万物，欲令其能自专也。自专者，所作善恶由己，可以功罪课之。不能自专者，所作善恶不由己，不得以功罪加之。”这种主张明显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强调人在道德上的自主。

      韩霖的主张与杨廷筠完全一致：“天生万民，即将敬天爱人两念铭刻人心，是性中有善，所以近于天神而别于禽兽者也。与以自主之权，可以为善。然后善有功，恶有罪，而祸福随焉。”（《铎书》）这里所说的“性中有善”，是指有选择善恶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上帝赋予的“自主之权”。人唯有拥有这种“自主之权”，才会产生“然后善有功，恶有罪，而祸福随焉”的结果。

      由此可见，道德上的“自主之权”在基督教信仰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这种“自主之权”就来自人的自觉，来自人对人之生命状态的忧患，一句话，来自敬。

      基督教是以爱为最高原则的，如何将敬与爱结合起来，晚明天主教徒王徵做出了很有意义的努力。他说：“真爱人主者，必由畏起敬，由敬起爱。”王徵由此引出了基督教的爱神爱人与儒家的仁者爱人这二个重要理念，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接着说：“其爱天主之效，又莫诚乎爱人也。所谓仁者爱人。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上帝欤？” {4} 王徵的后一句话来自利玛窦，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说：“爱天主之效，莫诚乎爱人也。所谓仁者爱人。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上帝欤？”

      杨廷筠在《代疑篇续》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以敬天地之主为宗，即小心昭事之旨也；以爱人如己为事，即成己成物之功也；以十诫为约束，即敬主爱人之条件也；以省愆悔罪为善生善死，即改过迁善降祥降殃之明训也。近之，愚不肖可以与能；极之，贤智圣人有所不能尽。时有课，日有稽，月有省，岁有简察，秩序渐积，皆有实功。一步蹉跌，即为玷缺，如是乃为实学耳。”在杨廷筠看来，敬和爱密不可分，并且提出了“敬主爱人”的理念。

      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敬是不可逾越的为人、为学、为事的态度。作为具有中国文化身份的神学人，同样不应该把敬的美德置诸脑后，更何况，基督教的信仰中并不缺乏“敬”的内涵。基督教强调爱，爱就需要立己立人，使人有充分的道德自觉。《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只有充分自觉的人，才能体会到爱，才能在爱中完全。这个爱，不需要畏，只需要敬，敬与爱密切相关。

      康熙曾经说过：“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  康熙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说敬的，他认为“临民以主敬为本”，不敬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基督徒来说，不敬的后果又何尝不严重呢？

      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舍敬，无所谓信仰，亦无所谓神学。

四

      本文写了这么多，无非要论证中国人的思想气质与西方人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一定会在神学中表现出来。那么，它会体现出一个什么样态呢？简单说就是信知行合一，或者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说就是知行合一，归结为一个字，就是敬。

      其实，主耶稣关于爱神爱人的教训很能概括敬的态度。“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7-40）王徵用四个字总结这段话：敬天爱人。

脚注：

{1}汉斯·昆著，杨德友译，房志荣校，《论基督徒》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8月，755-756页。

{2}威廉·何登，《近代神学浅说》（梁敏夫中译本），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第4版，5页。另见约翰·麦奎利，《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安国庆中译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页。

 {3}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年，70页。

{4}宋伯胤，《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276页。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