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基督教神学发轫于公元一世纪，至公元五世纪趋于成熟。成熟的标志：以事件论，当属451年召开的卡尔西顿（也译迦西敦）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卡尔西顿信经》，结束了基督论的争论；以人物论，当以教父奥古斯丁（354-430年）为代表，历史评价他为教父时代的集大成者，开中世纪先河的神学家。 

      若我们细究为何神学可以在这四百年中成熟起来，笔者认为，除了教会的建立以外，尚有三个关键条件需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个条件，教会的需要。基督教发端于犹太教。犹太教自有一套成熟的理论，若基督教只满足于成为犹太教之一支，那么，犹太教的理论已足以支持其发展。然而，使徒们遵从耶稣教导，要将福音传到地极，意思是要突破犹太教的局限，成为一个普世的宗教。如此一来，犹太教狭隘的民族观念及其理论就无法支持基督教的发展。使徒们所面临的教会发展的问题，就是要突破犹太教和犹太传统的束缚，使基督教成为普天之下人人皆可信而得之的福音。

      第二个条件，思想基础或称理论基础。早期教会的神学，就是围绕基督展开的教义问题的讨论。要让这些讨论成立，使罗马帝国境内的学者、基督徒都能理解并参与，一定要借助某种已有的、成熟的理论体系。而在当时，最为成熟的理论当然是希腊哲学。因此，早期教会的神学家和教会领袖，毫不犹豫地选择希腊哲学作为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从而使神学完全进入西方的理论体系。两千年来，虽历经变化，神学始终是西方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使得非西方的神学思考变得异常艰难。

      第三个条件，人才。基督教神学的诞生，有赖于一批深得希腊哲学精髓的学者加入教会，为基督教辩护。当教会的外部压力解除后，教会内部便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影响下，发展出方向一致、理论各异的神学，造成早期教会近两百年的神学争论。

      从上述总结来看今日的基督教中国化，也要考虑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教会的需要，毋庸置疑，基督教中国化，神学中国化，正是今日中国教会的需要；第二个条件，中国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当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几千年来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传统西方神学中加进几句中国经典作为语录，不能算是神学的中国化。只有将福音信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才能称为中国神学；第三个条件是人才，基督教中国化的人才要求，一方面熟悉基督教传统，一方面熟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中西哲学气质，并能将之分别开来。

      前文已经说过，中国传统学术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立足点：历史、经典和实践。今天讨论第二个立足点：经典。

一

      基督教中国化有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就是推动基督教神学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真学习中国传统学术。上文已经提到，中国儒家传统学术有两大支柱，一是史学传统，一是经学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是经学。有学者这样评价中国经学：“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的学术，而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则是经学。”“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它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社会意识等有着深刻的影响。” {1}

      经学指儒家围绕先秦经典形成的学问，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成为官学，自此以后，以经典为核心的儒家学术得到长足发展，为两千年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导向，是支配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学术的主干。

      经学的成型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是经典形成时期，也就是先秦时期，产生了《论语》《孟子》等儒家原始经典；第二是两汉时期，即西汉王朝和东汉王朝时期，儒学成为官方学问后，一大批学者致力于先秦儒家经典的整理、校注，从而为后世成型的十三经奠定了基础；第三是宋明时期，经过唐朝学者的提倡和研究，到朱熹时，编定了儒家的核心经典：四书五经，并且开创了一种新的经典注释方法。

      儒家经典以五经为核心，即《诗经》《尚书》《仪礼》《易经》和《春秋》。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宋明时期，形成了儒家十三部核心经典，称为十三经：上述五经外，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豰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因为有了春秋三传，五经中的《春秋》就不再单列。

      朱熹编定的四书都包含在十三经中，其中《论语》和《孟子》在十三经中独立成书，《大学》和《中庸》则出自十三经中的《礼记》，原为《礼记》两篇论文。

      今天的学者对待中国经学，应持更开放的态度，除接纳十三经外，还需关注其它先秦典籍，如代表儒家另一学术流派的《荀子》，在荀子影响下形成了法家著作《韩非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儒家并驾齐驱的道家《老子》《庄子》。此外墨家的《墨子》，兵家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也值得关注。东汉以后在中国传播的佛教及其佛学，也是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者不能不留意的。

      经学传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整理保存中国古代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两汉时期起，学者们就致力于先秦典籍的收集、校勘、整理、保存，形成了中国经学中的一大流派：汉学。汉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文本的研究，开创了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方法，不仅使先秦经典得以保存流传，更重要的是，能让后人读懂其中的文字，理解文本的意思。清朝前期，已有一批学者从事类似的工作，历史上称这批人为乾嘉学派。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充分肯定了乾嘉时期经学大师们的贡献，他们在经书的笺释、搜集、鉴别、辨伪、辑佚、校勘、刊刻等方面成绩斐然。

      第二，经学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思维方式。从形式上看，自从先秦典籍的经典地位确立以后，中国历代思想家阐述其思想的基本方法就是注释经典，少有独立写作类似西方哲学著作的思想家，即使有这样的著作，其影响也有限。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文化形成了经典至上、整体思维的学术传统，引经据典、言必称三代、皓首穷经等等词语成为中国学者的重要特征，传统学者的自觉不是阐发个人的思想，而是发古人之幽思。

      第三，经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母学”，派生出许多种类的学问，如训诂学、校勘学、文字学等。如果用西方学术的标准来衡量，那么，经学所派生的学问，最突出的就是解释学。

      希伯来人也是一个重视经典的民族，圣经就是他们的经典。

      希伯来圣经第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汇集是在被掳归回以后，有编有修，所做的工作与孔子类似。又经过数百年，到了罗马帝国时代，终于编定了希伯来经典，即妥拉，包含三个部分：律法书、先知书和圣文集。具体分类如下：

      律法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前先知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

      后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小先知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

      圣文集：《诗篇》《箴言》《约伯记》《但以理书》《以斯拉·尼西米记》《历代志》、五小卷（《雅歌》《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和《以斯帖记》）。

      公元一世纪，耶稣及其门徒将犹太宗教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宗教，也产生了新的经典。为此，基督教将希伯来经典与新宗教的经典编辑在一起，形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新旧约全书》。

二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起，对圣经的关注度就非常高。唐朝时的景教传教士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唐太宗接见了传教士，并特许他们在皇家图书馆翻译经典，即所谓“翻经书殿”。元朝时，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孟德高维诺在北京传教超过30年，据他自己说，他已经将《新约》和《诗篇》翻译为蒙古文，可惜的是他手中掌握的经书太少，希望欧洲教会多寄些来，这样他可以多翻译一些。明清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大举东来，圣经翻译、注释的工作开展得更加全面。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从圣经翻译开始的，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成绩显著者大多与圣经翻译有直接关系。

      中国基督徒对圣经的热爱和关注，不仅源自福音的传播，也源自中国文化重视经典的传统。为此，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神学得以建立，必依赖于圣经学和释经学的中国化，也就是要有一批致力于圣经研究的人，老老实实学习中国传统经学，吸取其中的精髓，将之运用于圣经研究和解释，从而使圣经成为一部真正向中国人说中国话的经典。

      这一点，保守派神学家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但他们将圣经置于所有神学讨论的中心是要肯定的。我们以贾玉铭牧师为例。

      贾玉铭非常注重圣经，他认为圣经是基督教的宪章，是神道学（系统神学）的本源。他说：“圣经即我基督教的宪章，亦即神道学的本源。” {2}也就是说，神道学的所有讨论，都必须根源于圣经，同时也要受到圣经的检验：“吾人种种的研究，要不外乎全部圣经，而以圣经为神学的渊源。吾人的研究纵或有误，而圣经的真理自在，甚至天地虽废，圣经的真理却犹存。” {3}

      “圣经全部，原是始终一贯，各端要道，亦互为表发，尝有以一端要道。见解不同，其对于全部圣经的信仰，亦或随之而异。” {4}

三

      在中国经学传统影响下的中国思想家，大多强调经世致用，他们的思想和写作都是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写作目的，主要的不是为了解决某一理论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著作就不会是提前预设一个理论架构，按着这个预设在书斋里苦思冥想，辛苦写就。这样，中国思想家们的著作就有以下特点：从形式上看，多以文集或选集的面貌出现，因为他们的文章或讲话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完成的；从内容上看，每篇文章关注不同问题，面对不同群体。

      初看起来，这样的思想家思想似乎非常零乱。事实上，真正的思想家，涉及的事情可以零乱，但思想却不零乱。每个人都会面对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和事，怎样与这些人打交道，怎样处理这些事，当然会因人、因事而异。表面上看，似乎缺乏原则。但一个真正训练有素的思想家，做事可以不同，但支持他们待人处事的那个思想和道德一定是一致的。后人要学习的就是他们这种一致的思想道德。为了研究他们，中国经学锻炼出一个本事，即抽丝剥茧、提炼思想的特点。这是经学研究中的一个原则：“一以贯之”。

      “一以贯之”这句话出自《论语》，是孔子的话，他至少说过两次，“吾道一以贯之”。意思是说，他的道理前后一致，他已经把宇宙人生的道理融会贯通、纯然一体了。因此，他运用他的思想来解决生命中、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不会存在矛盾、冲突的地方。比如他说仁，《论语》中讲了一百多次，每次讲的都不一样，但每次与每次之间并不矛盾。

      朱熹这样评价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论语》是每日零碎问。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说千言万语，皆是一理。须是透得，则推之其它，道理皆通。”就是说，《论语》就像日常讨论一样，问什么，答什么。就像一个人想要知道海水是否是咸的，只需要舀一勺尝尝就可以，不必把海水喝光。孔子的道理也是这样，点到为止。看起来他好像是东说一句，西说一句，但归根到底，他讲的是一个道理。这就需要我们这些读《论语》的人“透得”，明白他所讲的那个根本，这样就能贯通了。朱熹又说：“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孔子教导人，没有长篇大论，总是零零星星地说。但是，当我们把这些零星的言论合在一起看时，发现它就是“一个大物事”。

      把这个原则运用到释经学上，中国教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圣经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或者说，圣经的主题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上世纪后半叶，以丁光训主教为代表的中国神学家认为，圣经和神学的主题就是上帝与人和好。丁光训说：“《圣经》以‘和好’与‘立约’为中心信息。” {5} 陈泽民说：“‘和好’与‘和平’是《圣经》中十分重要的主题”，“基督用自己的身体废掉怨仇，藉着他使我们成为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因为只有先与上帝和好，人与人之间才能和好（弗2:14-17）。” {6}

      既然“和好”是圣经的主题，是上帝一以贯之的道理，那么，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就必须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也接受这个主题的检验。

      经世致用的特征说明中国思想家不关心理论架构的事，他们关心的是经验和实践。这一特征使得他们的思想有被经验检验的可能，这便是中国经学的第二个原则：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虽然到王阳明的时候才完整提出，但这个思想特征始终贯穿在中国思想史中，与这一特征相悖的思想家往往被排除在主流思想以外。用今天的话来说，知行合一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但在王阳明那里，这样说仍然把理论和实际分开作两截了，在他看来，知就是行，行就是知，不可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对基督徒来说，基督教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理论。信仰就是生活，或者说只有在生活中践行的信仰才是有价值的信仰。而圣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指导我们的生活和信仰。按照知行合一的原则，基督徒读经是为了促进我们的信仰，而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知识。

      信仰中就含有知和行。回到圣经的主题上来，“和好”是圣经的主题，也是基督徒信仰追求的目标。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万物和好，是基督徒的知，也是基督徒的行。假如我们的知和行偏离了这个主题，那就说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四

      中国哲学喜欢讲道与术，我想用它来区别中西方的释经学，以为本文的结束。

      西方的释经学注重“术”，很像中国经学中的“汉学”和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学。这种方法重视文本，锱铢必较，一丝不苟。其治学精神，尊重经典的态度，值得学习。但是，这种方法把经典视为纯客观的存在，与我无关，显得冷冰冰的，似乎是一种“无我之学”。事不关己，仅关学问。

      中国的释经学注重“道”，是一种“有我之学”。这种方法强调经典与我之间有一种生命的关联，经与我，我与经，密不可分。

脚注

{1}陈汉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34、36页。

{2}贾玉铭，《神道学》，南京：灵光报社，1932年9月，12页。

{3}贾玉铭，《神道学》，南京：灵光报社，1932年9月，3页。

{4}贾玉铭，《神道学》，南京：灵光报社，1932年9月，15页。

{5}丁光训，“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9月，89页。

{6}陈泽民，“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求索与见证——陈泽民文选》，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10月，322页。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