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督教中国化重要性、必要性的宣传、探讨，已经十分深入了。今天中国教会面对这个话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推进的问题，而是如何推进的问题。笔者以为，基督教中国化的推进，当然要建基于中国神学之上，而中国神学的建立，首先要摆脱西方式的神学建构，即从理论到理论推衍的方式。对中国教会来说，神学首要的不是为了满足某种理论体系，而是为了让中国广大基督徒、甚至中国民众了解上帝藉着圣经所作的启示，了解基督教所展示的神人关系。这就要求神学工作者要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运作方法，找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立足点和切入点。中国传统学术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基础：历史、经典和实践，这与西方神学从概念入手是非常不同的。因此，若想使神学真正中国化，必须从这三个基础着手进行。

      本文首先探讨第一个立足点：历史。

一

      中国人历来重视历史，致使历史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黑格尔说：“历史真正的源头在中国，所以，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哲学的研究就必须首先从中国说起。” {1}

      中国学术史自两汉以来，业已形成以史学和经学两大传统为基础的学术架构。近年，更有学者指出，就儒家而论，这一传统早在孔子修《春秋》时已然形成。后世儒家继承《春秋》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精神，“创造性地吸取道家、阴阳家、名家、杂家等丰富智慧，开创出儒家诠释经典文献与历史实践的博大坚固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为中华民族的高度凝聚力和传播力奠立了不朽根基。” {2} 经过两宋和明清两代的沉淀，史学传统与经学传统趋向合流，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即其重要标志。他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开篇即申明：“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卷一“易教”篇）

      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历来重视史学的训练和修养。清初学者黄宗羲的父亲在指导他做学问时，曾告诉过他：“学者最要紧是通知史事。” {3} 黄宗羲后来在“通”字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所谓“通”就是因广博而贯通，他说：“读书不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博而不反之于吾心，则为俗学。” {4}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就是通的意思。顾炎武说：“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 {5}

      犹太人也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他们将超越时间的上帝与在时间中的人类结合起来，强调上帝与人类在时间中相遇。换言之，历史是上帝与人类相遇的场域，因此，上帝的创造与救赎都是透过历史实现的。犹太人的经典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观，也有将史学与经学统一的倾向。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经典，其中最为核心的律法出自摩西五经，而摩西五经中的核心又是上帝在旷野授予律法，通称西乃律法。西乃律法是整个希伯来民族的记忆，在他们的历史中，不断重复着这个记忆，无论是面临灾难还是迎来复兴，总是以宣示西乃律法为首要任务。可以说，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不断在新的处境中重新诠释西乃律法的历史。犹太人的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身历史经验的考察与总结。在他们的讲述中，不断叙述西乃经历，强调神的启示是藉着列祖多次多方进行的。

      先知耶利米呼吁民众“访问古道”，恰好为我们提供了经文支持。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耶6：16）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如何选择，何去何从？你们就该回想先辈，他们是如何解决困难、脱离困境的。从中一定能找到解决的途径，使你们既逃避灾难，又休养生息。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少让我们知道，研究历史不是泥古，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基督教中国化是今日中国教会最大的现实，要更好地面对这个现实，必须“访问古道”，寻求历史的支持。“中国人对历史情有独钟，相信历史可以给人做许多事情，相信历史是人们今生今世须臾不离的东西，是人们永远不可企及的伟大楷模和神圣典范。历史中有人们所需要的一切，人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不断地回归历史。历史不是漂浮在天空的轻薄云朵，而是铺陈在大地的厚重泥土。” {6}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强调由史入道，他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定庵文集》上）如果我们把基督教神学思想视为基督教之大道，那么，今日中国教会要想“入乎道”，非由史入不可。

二

      既然要由史入，我们的第一步，当然是总结基督教传入后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以为今日之借鉴。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基督教进入中国那一刻起，就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并且，传教士也在中国化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从唐朝景教的“道圣符契，天下文明” {7}，到明清天主教的中士西士对答{8}，从基督新教初传时的《三字经》 {9}，到晚清时期传教士提出的孔子加耶稣 {10}，不同时期的传教士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然而，绝大多数传教士学习、吸收中国文化、适应中国社会，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并未触及核心问题。一旦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绝大多数传教士必然排斥中国文化。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成为一股强势力量，缺乏适应中国社会的动力，从而导致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引发了大量被称为民教冲突的教案。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教会诞生了第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教育，深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同时，他们又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忧国忧民之情促使他们努力思索，积极投身中国教会的自立与本色化运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倡导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 {11}。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中国基督教界的有识之士，也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爱国、救亡、图强的热潮中，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现实、立足于中国文化，阐释基督教信仰与神学。主张将神学“下种在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里” {12}，提倡将中国教会建设成为“适应中国时势和满足新文化需要的教会” {13}，中国教会“要实在通合中华民族本有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经验” {1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成为一个彻底摆脱外国侵略者的独立的主权国家。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中国基督教也真正走上了自立的道路，中国基督徒百年来自治、自养、自传的梦想，终于在1950年，随着《三自宣言》的发表以及轰轰烈烈的签名运动的开展得以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第一次拥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基督教神学更多关注现实，正如陈泽民评价丁光训时所说的那样：“我体会他（丁光训，——引者注）讲论基督教神学，不是逃避现实，把神学当作象牙之塔，遁世独善其身，而是探索如何把基督教的信仰和教训，与爱国救亡、改造社会结合起来，正如他后来当神学院院长时曾多次谆谆对神学生讲的‘谈神学不应该脱离政治，有时神学是精细的政治’的教导。” {15}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丁光训、陈泽民为代表的中国教会领袖提出了“神学是教会在思考”的主张{16} ，强调中国神学的实践性特征，强调中国教会必须扎根中国社会文化沃土。

      丁光训主教强调，三自的根本目的就是中国化：“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点。” {17} 因此他说：“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 {18} 中国化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丁光训主教指出：“真正的适应该是思想上的适应，就宗教界来说，应是神学思想上的适应。” {19} 在他的倡导下，中国教会于1998年开始进行神学思想建设，得到全国广大基督徒的积极响应。

      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20}

      2018年，中国基督教两会根据中国教会实际，制定了《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纲要说：“基督教中国化的目标是建设一个高举基督、保守合一的教会；一个忠于圣经真理、扎根中国文化以及具有处境化神学领受的教会；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生活见证生命的教会；一个与各国各地教会圣徒相通，为普世教会做出独特贡献的教会，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基督教中国化是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重要目标，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21} 

三

      中国基督教史（尤其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由来以久，如果把美国学者赖德烈所著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作为中国基督教史学术研究的开始，那么，这一学科的研究迄今已近百年。百年来，该学科的主导权基本都为西方学者掌握，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建立起了中国基督教史的叙述范式，虽然这种范式几经转折、变化，但直到今天仍在教会界有着充分影响。

      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是在近代传教运动大背景下展开的，而传教运动与殖民扩张又是一体的。因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中国历史叙述中的同一事件。《三自宣言》如此描述：

      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当中，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但是，不幸的很，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的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

      周恩来对基督教界的这个认识并不满意，他认为《宣言》把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说得太偶然了。但同时强调，照样发表，不需要基督教朋友的认识与我们一致。

      换言之，基督教头上戴着“洋教”的帽子。因此，中国基督教的立场，第一件要做的大事，就是梳理自己的历史，形成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观。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要避免将中国基督教史与中国近现代史割裂开来的现象，形成一种“架空”的历史。

      除中国基督教史需要中国基督教重新研究外，普世基督教史也需要我们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上加以研究。迄今为止，基督教的历史主要是由西方人写的，他们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在西方主导的叙事语境下，起源于东方、并在东方成长起来的基督教，完全演化为西方的宗教，代表着西方的价值观。这种历史观显然与事实不符，与基督教独一上帝观、宇宙基督论不符，难以引导我们正确认识历史、理解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为此，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化的进程，必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重新研究历史。

四

      神学作为一种理论，它不能只是处理一些个人得救与否的问题，而是要处理神人关系这样的大问题。丁光训主教提出“宇宙的基督”这样的主张，正是将神学关怀推广到整个宇宙的尝试，充分展示了中国神学的胸怀，同时也展示了丁光训主教的胸怀。中国人向来关注天人关系，历代以来，几乎所有哲人都要讨论这种关系，而大多数哲人都倾向于主张天人合一。中国人的这种情怀，与基督教的情怀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

      这种关怀有许多维度，民族命运当然是维度之一，因此，神学要关心民族的历史。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在中国神学中几乎还没有丝毫空间。这不是神学应有的态度，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今天，更加不应有这样的态度。如何将中华民族的命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遭遇纳入到神学思考当中，这是今日中国神学人必须面对且迫在眉睫的课题。

      总之，我们正应借中国化的东风，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汲取营养，找到方法，把历史作为中国神学的立足点和切入点之一。

脚注：

{1}【德】黑格尔，潘高峰译，《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9月，219页。

{2}毛峰，《大一统文明：中国梦的文化诠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12月，346页。

{3}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文集》卷三。

{4}转引自钱穆，《钱宾四全集 16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22页。

{5}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文集》卷三。

{6}雷戈，《史学在思想》，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97页。

{7}引文出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8}参见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利玛窦《天主实义》等明清耶稣会士著作。

{9}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撰写，首次出版于1823年，意在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福音。

{10}参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208-214页。

{11}《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2页。

{12}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引自张西平、卓新平，《本色之探——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4月，237页。

{13}简又文，“民族的宗教”，《青年进步》第52期，1922年6月。

{14}192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大会《教会宣言》。

{15}陈泽民，“《丁光训文集》前言”，见《求索与见证——陈泽民文选》，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10月，129页。

{16}关于“神学是教会在思考”这一概念在中国教会的出现和发展，参见严锡禹，“浅探陈泽民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以‘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为中心”，《金陵神学志》，2016年第三期。

{17}丁光训，“三自为何必要？”《丁光训文集》，42页。

{18}丁光训，“在世基联和日内瓦教会普世中心谈三自运动”，《丁光训文集》，13页。

{19}丁光训，“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和充实”，《天风》，2000年第1期，5页。

{20}参见“人民网”2016年4月23日报导，“习近平出席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23/c1001-28299513.html.

{21}见“中国基督教网”，http://www.ccctspm.org/cppccinfo/10283.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