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10月31日，德国的一位青年神父用略显颤抖的手在威丁堡大公城堡小教堂的门上钉上一卷用拉丁文写就的长长的羊皮纸时，他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因为他对上帝话语和自己良心顺服的这一举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此以后，上帝的道摆在了基督教信仰的优先地位，许多的争辩与战争由此而爆发，一个个独立的民族或国家的新教会得以产生，福音的信息开始摆脱中世纪的桎梏传遍世界……

  抚今追昔，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会，能否既从宗教改革传统的清泉之中继续汲取生命活水，延续着两千年大公教会神圣传承，并扎根于神州这古老的文化沃土，结出美好的新果子，呈现在上帝的面前呢？无疑，她必须带着现实的问题，一次次溯源并寻求在处境中的更新，以求健康的发展，以便建立一个“植根于《圣经》和中国土壤的，真正属于基督又属于中国的教会”{1}（丁光训）以下就是本人结合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对今天基督教中国化的启发，盼望对同工同道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直到今天还指导着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基督教新教的神学和教会生活。成为了区别新教和天主教的信仰原则。

  首先，从信仰的根据入手，路德把基督教神学从繁琐的经院哲学和僵死而沉重的中世纪教会传统中释放出来，将神学的中心置于上帝之道（Word of God）上。在1517年宗教改革前夕路德所写《驳经院神学论纲》中，路德明确提到：“简言之，如果要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与神学相比，就恰是将黑暗与光明相比一样，这种见解当然与经院哲学派是格格不入的。”他还曾说“如若基督教的信仰是以人的意见为转移，以人的话为根基，圣经还有何用呢？或问上帝为什么给人圣经呢？我们岂可把圣经放在桌子底下，把议会记录和教父著作放在桌子上么。”{2}路德等宗教改革者们所关心的，就是基督教信仰是否符合并见证独一的上帝之道——基督，这道在圣经中被宣扬和高举。

  其次，从信仰的内容入手，路德把基督教神学思考的方向由善功的作用转向了称义的福音。在路德神学中，律法与福音作为对立的概念一直在圣经中被揭示出来。律法定罪，福音赦罪；律法引致绝望，福音却使我们在基督的救赎中被称义，被接纳而因恩典得救。路德自己说：“教会真正的宝藏是彰显上帝荣耀和恩典的至圣福音。”{3}这个律法—福音的辩证法是路德神学的中心点，离开了它就无法理解他的诸如称义、预定论和伦理学的观点。

  最后，从信仰的实践入手，路德废弃了天主教沉重而庞大的善工体系和等级系统，以及这系统在教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圣礼制度，建立起了以圣道为中心的新教教会体系。因而在实践之中，他缩减圣礼的种类，简化圣礼的形式，采用本民族语言做弥撒，确定讲台高于祭台的原则。使一个建立在上帝之圣道基础上的摆脱教权束缚的民族教会开始出现。自此，为宗教改革者们脱离大一统的罗马天主教的控制，而根据上帝的道和良心自由的原则建立新教的教会开辟了道路。正如汉斯·昆教授所言：“罗马也许可以继续绝罚改革者路德，但它阻滞不了宗教改革运动根据福音精神重塑教会生活；改革运动向前发展并使整个欧洲激奋起来。神学与教会的新的宗教改革式的组合很快就坚固的建立起来。”{4}

  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所给整个基督教神学与教会生活带来的典范转移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今日基督教新教的神学与教制的典范。宗教改革以来，尽管新教教会类型千差万别，以上帝的道和福音为中心建立起的不同于罗马教会的另一教会范式却成为新教共同稳固的典范基础。那么，对于今天中国的基督教会，又有什么启发和提醒呢？

  结合以上所说的关于路德宗教改革的榜样和见证以及今日中国教会所面对的处境。对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圣工来说，有什么启发和提醒呢？笔者思考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以供同仁参考与借鉴。

  1.福音的方向。路德在他的宗教改革中，首要关心的其实是福音的问题，这仍然是基督教新教关心的首要问题。基督教新教首先是福音的教会，当然不等于是福音派的教会。离开了福音，教会也就不成为教会。这是教会的根，也是我们在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时所不能放弃和全力维护的。因此，正如宗教改革是一场带着民族性思考回归福音的运动，今日的中国教会，也应当把福音之种，植根于中华沃土之中。诸如以中国古圣先贤之思想与福音真理结合，以传统文化节期融入教会对基督的礼拜，以中国曲调之音乐来表达福音的恩惠和大能等，我们在这些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只要坚守福音本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我们就不必担心中国化会化掉基督教信仰，反而会使中华文化与福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方向。这是我们植根于中华母体的必然要求。如何进入并结合中国文化来建立中国的神学和教会体系，是我们当下典范转移所要重点思考的。而正如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主教曾说：“过去我们有时太把基督教同西方文化混为一谈了。福音带着一个英国的面貌被传到了亚洲。基督教有个洋教的形式。但是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在这里太阳升起的东方，基督应当有个中国的面貌。”{5}他认为，16世纪宗教改革当改教者们用自己语言来赞美基督，从自己文化中吸取营养，也是一个三自爱国运动。{6}而正如丁光训主教所说，三自爱国运动的目标，就是“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7}”

  3.现代化的方向。“对路德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首要和终极的关切，就是怎样与上帝和好。”{8}路德回应了同时代人的关切，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今天的中国教会和社会的首要关切是什么呢？我相信，基督教在中国当今社会的典范转移也绝不意味着复古化。不意味着让教堂建筑全部改成庙宇式或宫殿式，让圣诞老人穿上长袍马褂。这不是中国化，这是把基督教生生地从代表西方文明转而拉回到中国的封建时代。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日趋现代化的中国。这个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就如同马丁·路德当年顺应时代的要求，发起宗教改革。中国基督教会应当顺应时代变化的潮流，成为社会建设中的积极力量。

  4.社会参与和服务的方向。谢扶雅教授曾言：“西方一千八百年以来，曾用了‘以知证信’的方法，造成了摧残的基督教神学。则我们的‘以行体信’自然可以创造出蔚然可观的华夏基督教文明。”{9} 而这种“以行体信”落实到当代生活中，则是教会实践路德所说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基督徒不是在自己里面活着，乃是在基督里面，在他的邻舍里面活着，不然他就不是基督徒。他借着信在基督里面活着，借着爱在他邻舍里面活着。”{10}在爱邻舍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应当把“以知证信”的西方基督教典范转化成为“以行体信”的服务型基督教会。

  当路德敲响了宗教改革的钟声之时，他并未看到也无法预见500年后的中国基督教新教的样式。但他所带来的神学和教会体系却一直影响到今天处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我们。追溯路德的脚踪，不是为了重复既有的过程，乃是为着中国基督教会发展而提出我们自己的思考。盼望基督教中国化这一伟大圣工能够秉承宗教改革的精神，使中国教会在爱中建立自己，健康发展。

脚注：

{1}丁光训：“三自为何必要”，选自《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45-46页。

{2}马丁·路德“论教会与教会会议”，选自克尔（H.T.Ken.Jr）编订：《路德神学类编》，王敬轩译，香港：道声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6页。

{3}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第62条，选自《路德文集》（1），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20页。

{4}汉斯昆：《基督教大思想家》，包利民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年，第151页。

{5}伦西主教：“1982年1月6日在香港圣约翰堂讲道（摘要）”，转引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年10月，第494页。

{6}参丁光训：“三自为何必要”，《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45-46页。

{7}丁光训：“在世基联和日内瓦教会普世中心谈三自运动”，《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8}“路德传奇”，选自《马丁·路德文选》附录，路德著作翻译小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468页。

{9}谢扶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转引自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7年6月，第41页。

{10}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选自《马丁·路德文选》，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26页。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