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县基督教会东关教堂建于1915年，其风格典雅独特，是全国范围内保存较为完好、为数不多的百年老教堂，在国内外知名度很高。全国政协原常委、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原主席傅先伟长老曾来这里考察时惊叹道:“这是中西和壁的宗教建筑艺术的精品”。这座教堂既传承着历史和文化的记忆，更承载着三原县基督教会百年来爱国爱教的不变情怀。2011年被国家宗教事务局评为“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

一、爱教兴国，自治图强

三原县是基督教在陕西的发祥地之一。清同治年间，陕西渭北发生战乱，加上连年旱灾饥荒，关中人口骤减，美丽富饶的关中平原千里沃野无人耕种。光绪十五年（1889年），时任三原县知县的焦云龙得知山东青州灾荒严重，便向朝廷奏请，允许山东灾民来这里垦荒种地。当时有好几千灾民来到陕西。大约有80多位基督徒居住在三原，成为这里最早的基督徒。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先有基督徒，再有传教士。

这批基督徒流离颠沛来到这里度饥荒，总算有了一个新家，所以他们对宗教、家与国之间的关系感受特别深刻。他们在灾难中懂得了国家的兴衰直接决定着教会和基督徒的命运的道理，所以他们成立基督教会时就公开地提出“自传、自治”的办教方针，播下了“爱国爱教”的种子。当时这在全国基督教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这种“自治”的精神，同样也体现在教堂的建造上。早在1915年，教会在建新教堂时，其造型既有西方教堂的元素，也更注重传承中国传统建筑艺术风格。因此，这间百年教堂“救世堂”呈现出中西合壁的建筑特点。

1950年初，吴耀宗先生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三原基督教会教牧人员积极响应，并于次年断绝了与英国教会的联系，走上了自主办教的道路，1958年加入陕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1983年，在该堂正式成立三原县基督教两会。

二、爱国为本，支持革命

百年来，三原基督教会以自己微小之躯，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积极支持革命，贡献教会力量，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新军随之响应，在潼关地区与清军激战，死伤严重。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中，三原教会的罗伯森医生带领信众加入救助伤兵的队伍，在激战的前沿设立临时救护站，给予伤兵及时抢救和医护，挽救了不少伤员的生命。远在约百公里之外的三原教会英华医院也暂时变为“战地军事医院”。教堂还开放作为救护避难所，收留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民众。    

三原籍的于右任，青年时期受三原教会英国传教士敦崇礼西方民主思想和国内进步思想的影响，投身革命。1918年8月，陕西靖国军在三原设立总司令部，于右任担任总司令。革命失败后，于右任被通缉，在时任三原教会传教士王子元的掩护下，以传教士的身份被护送逃往上海，秘密拜见孙中山，共商国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抗战开始。红军改编八路军东渡抗日前线时，三原教会孙香圃牧师应邀出席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三原东里堡召开的议事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积极投入抗战。三原基督教界在朱晨声牧师的牵头下，组成了“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西北办事处”，时任渭北区会会长的张文化任队长，三原教会长老李鸿轩任大队长，组织三原许多信众和青年，奔赴晋、豫抗日前线，救死扶伤。特别是在中条山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三原教会的救护队不顾枪林弹雨，舍生忘死进行战场救护。

1937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夫人曾以“三原传教士的孩子”身份通过了封锁线，顺利地从三原抵达延安。拍摄电视剧《斯诺》时，剧组还前来邀请三原教会张冠儒老牧师参与该剧的拍摄工作。解放前，不少地下共产党员以传道员的身份，以传道活动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三原教会还多次掩护进步青年去延安投身革命。

三、传扬福音，服务社会

百年来，三原基督教界以仁爱为主旨，以传扬福音、服务社会为己任。  

早在1893年，教会为适应社会进步发展的需求，提高信徒和民众的文化素质，集资创办了崇真书院（男校）、美丽书院（女校），开设了汉语、英语、宗教、历史、数学等新学科。特别是书院规定男不留辫子，女不缠足，男女平等，教育平等，开西北女子读书的先河，有力地冲击了传统观念中的封建落后思想，推进了陕西社会文明进程。    

1910年教会在三原开办了一所“崇德小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三原县比较完全的小学之一。抗战期间，王子元长老开办一所“振国中学”；解放后又及时开办了妇女工艺道学班，组织妇女一边学文化，一边学工艺，在社会上颇有影响。1930年，教会信徒杨茂生在教会的支持下创办了孤儿院，成立了灾童收容所，收容了1000多名灾童。同年，教会信徒李海峰捐款在三原、泾阳、高陵成立了“基督教西北农工改进会”，开办农场，进行棉花等丰产园艺实验，促进当地农业增产增收。1934年，教会还在渭北一些地方创办了平民学校，利用农闲夜晚时间授课，教授农民识字、音乐、珠算、卫生、宗教知识等。

1929年，陕西发生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饥荒，咸阳、三原一代灾情最为严重。教会和传教士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外发函求救，得到及时响应。1929年2月三原基督教会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国际饥荒求助会，募集到大量救灾物资和基金，建立了救灾站，开始了扎实有效的救灾活动。一时间，这里成了赈灾救灾的集结地，四面八方（以北上广、天津、河北为主）的灾民涌到这里来，当时每天有上千灾民得到救助。由于大灾荒导致十室九空，孤儿不断增加，教会又适时成立了孤儿院，两年收养了400个孤儿。1930年陕西又一次发生自然灾害，三原教会主动向周边各县灾民发放救灾款6万多元，留下了扶困救灾的时代福音和佳美见证故事。

三原教会还参与社会建设。1931至1936年，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要筹划开发泾惠渠工程。三原教会孙香圃牧师积极主动地合作，出资出力，动员了上万信徒和民众，历经五年时间，修成了长达150公里的泾惠渠，灌溉面积由原来的300万亩左右扩大到650万亩。这一灌溉工程至今仍然对关中平原农业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三原基督教会更是注重积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鼓励和引导信教群众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一如既往践行着仁爱慈善、传扬福音的信仰使命，先后引进100多万元，救助了600多名贫困学子上学，资助儿童村工作和农村饮水工程等。每逢国内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全体教职人员和信徒都会积极为灾区祷告、捐款，送去滴滴甘露，传递希望与爱。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