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至今已经60周年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对三自爱国运动在神学上进行反思，是一种最好、最有意义的纪念。因为丁主教说过：“三自爱国运动是正义的，合理的，必要的。它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重大的神学或属灵意义。”60年来，三自爱国运动从政治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却缺少神学上的反思。现今我们正在加强神学思想建设，这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和发展，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在神学上提高对三自爱国运动的认识，重点要从处境神学包括传教学和教会论以及基督教伦理学等方面来认识“三自”原则的神学意义，并将神学思想建设寓于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事工和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中国教会才能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既得神的喜悦，又得众民的喜爱。

　　一、从传教学看三自爱国运动

　　传教学，也称为宣教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关乎传福音策略的学问。余国良博士在《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一书中说：“宣教学是今日普世教会所共同瞩目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福音与文化的互动、福音影响文化的方式以及本地教会增长的途径和模式。” 并且说：“宣教的策略需要符合圣经且与文化有相关性。可以把‘策略’定义为：‘在一定的文化处境中寻找可行的方式以实现上帝的旨意’。”
　　那么，传教学跟三自爱国运动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从四福音的同异说起

　　谁都知道，四福音的主题是相同的，都是见证耶稣基督，宣扬福音真理。但我们要问：福音书为什么会有四卷而不是只有一卷呢？这是因为，受书对象发生变化，表达的方式也要随之变化。福音的核心内容没有变，但传福音的用词和方式都变了。我们看：《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一打开就是犹太人所熟悉所敬仰的亚伯拉罕和大卫———亚伯拉罕是他们的信心之父，大卫是他们心目中国家民族的象征。《马太福音》这样开篇，为要见证上帝向亚伯拉罕和大卫所应许的基督，已应验在耶稣身上。而《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所以它的家谱就从耶稣开始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共同始祖亚当，以此证明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特别是《约翰福音》，它与其他三福音的区别就更大了。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成书最迟，于主后一百年在以弗所写成。当时，基督教的处境是已经进入外邦世界，神的福音所面对的是广大的希腊文化背景的人们，他们对亚伯拉罕和大卫都很陌生，对弥赛亚基督也难以接受。这是摆在当时基督教面前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希腊人如果想做基督徒，是否必须将他们的思想改变为犹太人的形式？有没有别的途径可循，以直接介绍基督教的福音真理？基督教是否可以用希腊文化这个载体，来有效地传扬福音？也就是说，是否可以用希腊人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方法，把基督教的福音介绍给他们呢？使徒约翰作了肯定的答复。因为他知道，任何信仰的传播，不但有赖于该信仰本身的力量而且也有赖于当代所接受它的程度，基督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在希腊世界造成一种能够被接受的基督教信息。约翰找到了“道”的观念，这个共同点可以适合希腊人和犹太人双重世界的需要，这是属于两个民族的传统，又为两个民族所能明白的思想。这就产生了“道成肉身”的信息。约翰这样做，不是改变基督教的信仰，而是改变表达的方式，改变所用的词汇和术语，约翰是用希腊文化这个载体来阐释基督教的信仰，向希腊人传福音。这个事实说明，基督虽然是超文化的，但不是反文化的，正如约翰?麦奎利所言：“道成肉身的结果，是基督教必须接纳不同民族的文化形式。”这个事实也说明，福音的传播必须“考虑如何与宣教对象的文化相适应”。而且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在解读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这个比喻（“好种”是比喻天国之子，“田里”是比喻世界或世人）。总之，“道成肉身”的教义和这个比喻就是处境神学的根据，说明处境神学是出于神的。下面，我们继续看看神为此而在两个关键性人物身上的工作：

　　先看神在彼得身上的工作

　　彼得是主的头名使徒，是新约时代神的仆人中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马太福音16章记载，神指示彼得，使他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特别是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后，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能作见证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徒2：16）虽然这个见证很宝贝，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彼得这个见证，当时只对“以色列全家”说，并没有对“外邦人”说，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有浓厚的犹太人传统观念，认为外邦人都是不洁净之物，基督只是犹太人的救主，而不是外邦人的救主，甚至他来到哥尼流家，开场白还是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例的”（徒10：28）。主正是为了帮助彼得转变观念，使他适应福音大使命，就用了三个方法来造就他：一，约帕异象（徒10：9－16）；二，圣灵启示（徒10：19－20）；三，在哥尼流家的经历（徒10：3－6，22）。当彼得在哥尼流家传讲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到了此刻，他的观念才有了根本的变化，才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徒10：44－47）从此，外邦福音的大门打开了，安提阿教会也诞生了。
　　但是，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圣经接着记载，有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对归主的外邦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就引发了教会史上一次著名的耶路撒冷会议大辩论，时间大约在公元49年。这是一次神学思想大调整。尽管旧约圣经明明记载，受割礼是神与人立约的证据，不受割礼就要被剪除（创17：9－14），但是这一次， 彼得却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显然，这个时候的彼得，对福音需要处境化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在圣灵的带领下，这次会议能够顺利作出决议，并且发出通函，到各地传达。这次会议的结果，适应了福音在外邦世界的传播。

　　再看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

　　为了适应福音向外邦世界广传的需要，神拣选了保罗，特派他作外邦使徒。神也使他特别有智慧，能善于在外邦传福音，他说：“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9：22－23）这说明，保罗很讲究传教策略。举一个例子：他在雅典城传福音，不是大声疾呼定人拜偶像的罪，而是凭着属灵的智慧，巧妙地抓住当地人的“未识之神”作为切入点，并且善于使用当地文化中的诗句“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使福音产生了亲和感，结出了果子。虽然有人讥诮他，“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徒17：23－34）这个结果，在充满偶像的雅典城，不能不说是一次重大突破，不能不说是保罗正确处理福音使命与文化适应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上述圣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处境神学或处境化传教学，是源自圣经，出于神的工作，因此，必定会在历史中与时俱进。所以，我们 ———

　　还要回顾一点历史

　　世界基督教历史告诉我们，起源于犹太国的福音，从中东到欧洲的传播，经历了两次传教策略上的重大变革：
　　第一次是在公元400年前后的古罗马帝国后期，奥古斯丁在吸收融合以新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创建了系统的基督教哲学体系，完成了基督教在欧洲的本土化历程；
　　第二次是在公元1520年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马丁路德面对黑暗的宗教专制统治，以及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潮的复苏，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宗教改革，揭开了基督教的现代化序幕。
　　此后，从十八世纪开始，基督的福音向世界各国传播，基督教神学也就逐渐脱离西欧的背景，迈向全球化。澳洲、印度、远东、非洲等地教会日益看重发展“本土神学”，对基督教神学中的“欧洲色彩”，提出甚多批判。（见《基督教神学手册》97页）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深刻的经验教训。
　　我们知道，本来康熙皇帝对基督教颇有好感，他在《生命之宝》这首诗里写道：“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可是后来，因为教廷在祭祖问题上和中国朝廷发生礼仪冲突，惹他生气，便下旨禁教，这一禁竟达百年之久。难怪有人说：“人不喜欢跨越自己的文化成为基督徒。”利玛窦就是吸取了这个历史教训，才开创了在华传教的文化适应之路。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博士介绍了一个历史事实：明万历二十七年，利玛窦在南京的一次集会上遇到王（阳明）学（又名“心学”）余绪与实学末流之间围绕人性道德所展开的一场争论。维护心学的一派竭力为阳明之“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主张辩护，而实学末派则用性善论反驳王学的性无善恶学说。这原本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争论主题之一，并无定论。即使在先秦儒家内部，也曾出现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之严重分野。可见，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也并不是儒家学派统一的理论基础，因而在诸子百家之间就更难以寻找到任何统一的人性观了。然而，发生在明末南京的这场老生常谈式的争论却引起了利玛窦的高度重视，以至于成为增删《天主实义》一书的直接契机。利玛窦把参与这场学术论争看作是进入儒家内部的学术机缘。所以万博士所说：“利玛窦从对中国社会现象的细心观察和体验中，逐渐谙熟了中国文化之道：只有首先进入中国儒家的文化群体，才能进入儒教主导的中国文化世界，实现其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教义之‘精神狩猎’的神圣使命。……用文化的方式或进路完成传教的宗教目的，正是利玛窦的精明所在。”
　　早在1872年，广州有名的文学家陈梦南就说：“这道既是天道，在外国是外国的，在中国即是中国的，我们应该自己立会自己传，免得人家说这教是洋教。”于是，他在第二年就组织了一个“广肇华人宣道会”，成为华人自立教会的先驱。
　　毫无疑问，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非基运动”的发生，原因就是教会的“洋教”帽子没有摘掉，神学思想全是“西洋遗传”。在此情势下，中国教会有识之士刘廷芳、赵紫宸、诚静怡等对西方神学进行反思，因此力推“本色化”运动，提出“必须独立研究，为基督教真理作东方的诠释”。从此以后，山东、天津、上海、浙江、南京等地教会纷纷自立，到解放前，全国自立教会达六百多处。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显然是说明：从犹太教脱胎而出的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宗教，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就是神学“处境化”。圣经和历史都证明，福音要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有效地传扬，就要处理好与当地文化的关系，这个处境化的传教策略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的。传教学就是研究这个传教策略的学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那么它的神学意义就毋庸置疑了。

　　最后听听学者和牧者的论述

　　关于传教学与三自原则的关系，早在1869年，美国公理会的鲁孚斯．安德逊就有一种说法，他在《海外差传：其关系和主张》一书中，已经明确地把自养、自治、自传作为“传教的机制”和“现代传教的原则和方法”。
　　至于传教学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关系，余国良博士在《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一书中则有专题论述，这里摘录几句：
　　“中国教会在按照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思路指导下，已经在进行宣教学实践。”
　　 “可以说中国的三自运动是一次开拓性的宣教运动。”
　　余国良博士不仅从宣教学的角度肯定中国教会的见证是一个奇迹，同时清楚地指出：“（中国）教会目前正站在另一个时代的当口，系统地思考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下推进福音的广传。这又是一个宣教学的课题，也是三自运动进深发展的必然。从宣教学角度再去思考三自运动和今日的中国教会，无疑是对这个过程再好不过的总结。”
　　石衡潭先生说：“从传教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基督徒若能够在维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走在前面，必能够改变人们视基督教为‘洋教’的习惯印象，也会使基督教更能够为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从而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对于传教学与三自爱国运动的关系，邓福村牧师也说过：“基督教如何与共产党人治理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全世界基督教界都瞩目的宣教学课题。丁光训主教的《文集》因为总结了中国教会几十年来在这个课题上的积极探索和成功经验而被推举为2002年度最重要的15部宣教学著作之一。”
　　这一切都说明，神的福音超越于任何一种文化，又能够进入任何一种文化。余国良博士指出：“文化不是福音的障碍。……福音与文化之间，也绝不是一种征服和替代的关系。”“宣教并非文化的征服”。西方传教士在历史上把福音传到中国，也把各种有益的科学知识带到中国，这是我们不会忘记的，但是他们有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传福音的同时输出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同时对宣教对象本土的文化表示鄙视。”这个错误我们也不能忘记。所以，中国基督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怀着敌对的心态，而应当多多寻找有关联、可通融的趋同点，使福音信息在坚持基本信仰的前提下能更加适应自己的文化环境，以增强福音在中国民众中的吸引力、亲和力，叫更多的人和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现在我们回顾三自爱国运动60年历程，可以这样说，中国基督教当初发起三自爱国运动既是在走利玛窦的传教路线，也是在走保罗的传教路线，从神学意义上说，三自爱国运动是处境化传教学在中国的一种成功实践；而如今坚持三自原则，则要深化传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换一句话说，中国基督教当初发起三自爱国运动，是为了改变中国人民因帝国主义的缘故对福音的反感，消除福音在新中国传播的人为障碍；如今坚持和深化三自爱国运动，是为了福音能够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有更加美好的见证，使中国教会在新处境中能够树立良好的形象。因此，余国良博士说，我们若能更多地了解传教学研究走过的路，就可以给三自研究领域带来新的突破。（未完，待续）

原载于《陕西基督教》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