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教会论看三自爱国运动

　　基督教有关教会的教义，就是教会论。三自原则既可以从传教学得到诠释，当然也可以从教会论得到诠释。因此，邓福村牧师指出：“中国教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走三自爱国的道路有许多独特的经验。它需要我们进行神学思想层面的思考和整理，赋予它系统神学教会论的内涵。”

　　教会的普世性与地方性关系

　　圣经给我们看到，教会既有普世性，又有地方性；普世教会是由地方教会组成的。普世性教会只有一个，圣经称之为“神的家”、“神的殿”，“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妇”；而教会的地方性，圣经中只有以地方冠名，没有一处宗派的会名。“三自”就是坚持这个原则。换一句话说，各地教会都是独立自主、彼此平等的，彼此都要在这个前提下靠主联络得合式。正因为如此，教会没有上下级，只称为各地教会；基督教两会也没有上下级，只称为各地两会。
　　我们看圣经：
　　《使徒行传》9章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
　　《使徒行传》16章5节：“在犹太的众教会”。
　　《罗马书》16章1节：“坚革哩教会”。
　　《哥林多前书》1章2节：“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加拉太书》1章2节：“加拉太的各教会”等等。
　　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使徒时代各地教会的所有事工都体现了三自原则。例如，耶路橵冷教会和外邦安提阿教会的礼仪极不相同，一个受割礼，一个不受割礼（徒15章），保罗没有把耶路橵冷教会的传统礼仪搬给外邦教会，而且坚决抵制犹太门徒对外邦教会在自传方面的干涉，彼得、雅各都支持保罗的正确立场。这是自传；保罗在各地传了福音，建立了教会，就选立长老，把他们交给神，由他们自己管理（徒14：23），并提醒众长老在他离开之后，要为全群谨慎，抵制外来扰乱，防止内部混乱（徒20：25－35）,这是自治；保罗不但阐明了信徒奉献的原则（林前16：1－2；林后9：6－9，14），而且以身作则（徒18：3、20，20;33－35）,这是自养。
　　“三自”原则正是基于圣经所记的这个事实而提出来的，所以“三自”原则不是中国教会发明的，早在1850年，英国圣公会差会干事长亨利·樊牧师就说：“传教士到了一个地方传教，要使当地教会有可能自治、自养、自传，传教士的工作是给当地教会这种可能，而不是施加他自己的影响给当地的人。”
　　美国公理会差会干事鲁孚斯·安德逊（1796－1880）也说过：“当保罗设立了某地方的教会，他毫不犹豫地为这教会找出最好的人按立为长老，并且把自治、自养、自传的责任放在他的肩上。”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罗兰·艾伦（1868－1947）在1902年说：“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必须从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就建立起来。”
　　我们还要看到，保罗正是在此基础上，对教会普世性和地方性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各（或作‘全’）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弗2：21）各房，就是各地教会，即教会的地方性；全房，就是普世教会，即教会的普世性。这是阐明了“教会只有一个”（即“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的真正含义———普世教会是由各地教会联络合一而成的。我们要注意，“联络”的前提是承认“各房”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关系；联络不是统一而是合一；教会只有靠主联络而合一，而不是搞人为的统一。正如《基督教神学手册》所说的：“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地方教会的差异性并不会损及教会的合一。教会已经拥有一种合一，因为它同有神的呼召，而在不同文化与情境中，它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合一’不可以从社会或组织来解释，而必须从神学来看。”“教会的合一深植于神在基督里的拯救之工。这样的一个教会，为适应地方文化状况，而产生地方性的教会，并不奇特。”丁主教也说过：“教会的普世性就存在于众多地方教会的特殊性之中。地方教会就是教会的普世性和种种文化的特殊性相结合的所在。”毫无疑问，这样正确认识教会地方性与普世性的关系，求得属灵的合一，就是“靠主联络得合式”。

　　关于宗派问题

　　我们若能如此理解，就可想而知：解放前那种宗派式的合一，例如中国圣公会的信徒，有的归属“大英圣公会”，有的归属“大美圣公会”，就是“自立会”，也分为“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和“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彼此之间从不交往，这是靠主联络得合式吗？这是合乎圣经的合一吗？当然不是；现在那些搞中国家庭教会整合，要与“三自”相对抗的，算是靠主联络得合式吗？算是合乎圣经的合一吗？也不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我们只顾自己搞“三自”的合一，把“三自”变成一种宗派，这也不是靠主联络得合式。所以，只有尊重教会的地方性，放弃宗派的整合，才有可能靠主联络得合式，才是普世教会的正常关系。“三自”原则就是坚持这个符合教会论的神学主张。我们所有主内的弟兄姊妹，不能因为自己的观点不同而无视这个教会真理。
　　由此可见，在教会体制模式问题上，也有对基督教原本模式与基督教西方模式在神学上作出甄别的必要。众所周知，西方教会体制的模式是宗派林立，各自为政。当西方差会把福音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的时候，也把他们的各种宗派都带到世界各地。中国教会也深受其害。解放前，教派之间彼此攻讦，彼此拉羊，使得原本就很弱小的教会群体，因为内耗太多就更加弱小，所以外国差会投入那么大的人力、财力，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到解放前，全国信徒只有70万。而解放后，中国教会不仅脱离西方差会、真正独立自立，而且进入宗派后时期，形成了按地方建立教会、独具特色的教会体制。因此，中国教会绝大多数弟兄姊妹只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是属于某地教会的，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宗派；特别是原圣公会、内地会、循道会、长老会、自立会、浸礼会、五旬节圣洁会等等，在1958年的时候实现联合礼拜，到今天已经完全合而为一，连老信徒也只存留某些不同的传统仪式或记忆，再也不提什么会名了；就是个别宗派特征很明显的，也以地方冠名，不打宗派牌子。这已经成为中国教会的主流现象。正是在这样的教会体制条件下，解放后至今只有六十年，中国基督教信徒已经大大突破两千万，增加了几十倍。这铁的事实，本值得普世教会为中国教会向神感恩。可是很遗憾，近些年来，海外一些宗派团体或个人，乘我国改革开放之机，纷纷进来，有的找老关系，要恢复旧宗派，有的找新对象，要制造新宗派。因此产生了种种混乱现象。凡是过来人，对此都有反感；可是有的年轻同工同道却颇感新鲜，容易上当。对此，连台湾的周联华牧师也说：“我告诉你们，台湾的教会，香港的教会，国外的教会那些宗派，真是巴不得进到中国的教会；把中国的教会再度变成圣公会、卫理会、浸信会等。求主怜悯，不要再回到那个景况。”所以，在教会体制方面消除西方模式的不良影响，已成为保卫三自成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神学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在，虽然我们的神学还缺乏教会论的建设，对中国教会的体制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但对于西方教会宗派林立与中国教会的合一现状，在神学上究竟哪一种合理的问题，我们不能含糊不清。这个问题，虽然各国教会都会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按照自己的理由作出回答；但不可否认，作为基督教，我们的甄别标准，不是西方的文化，乃是共同的圣经。
　　为了加深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看一看杨庆球博士的观点。
　　杨庆球博士是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神学科教授，他在《基础系统神学》一书中首先客观地指出一个事实：“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不应该分开，但是宗派的存在已经是既存的事实，凡标榜超宗派的教会，日久也成为宗派”。接着对宗派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作了分析：“自十七世纪之后，教会名称繁多，宗派林立。这现象显然与社会文化发展与变迁有关。”“宗派可说是历史的产物，教会在摆脱罗马天主教的统治后，自然发展成为不同的团契，以致日后形成不同之宗派。……归纳来说，宗派自十六、十七世纪便逐渐产生。至十九世纪，她已经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高度的发展。”杨博士还说：“当宗派的组织日渐扩张，可能有不健康的情况，信仰如强调己派之尊，也易趋褊狭，树立门户之见。由于宗派间彼此排斥，信徒常向往无宗派或超宗派的教会。然而他们标榜这些表面形式，实质上仍是宗派，甚至在作风上更为排外，结果是使教会有更浓厚的宗派色彩。这种趋势对教会有很大的危害，不可不慎”。因此，杨博士根据他的分析，认为：“宗派本身并无错误，在今日繁复的社会中，多元的现象是必然的，教会在现实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宗派也必继续存在。然而教会必须避免世俗化的影响，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真理，成为中流砥柱，重视纯正的信仰，不发展狭窄的宗派观念，不自立门户、不唯我独尊，却尊重其他在信仰上正确的教会，在传福音的事上彼此相交合作。随圣灵的引领，合力建立基督的身体。”
　　杨博士的观点，虽然难免有他所处文化背景的痕迹，但比较客观，也能够突出普世教会要共同遵循的圣经原则。所以说，各地独立自主的教会都要以基督为元首，彼此靠他联合得合式，不能违背教会的地方性而人为地搞宗派体制、造成彼此分裂。可是事实上，在西方教会，圣经这个原则已经被违背，被遗忘；教会的地方性已经被宗派所扼杀，教会以地方冠名的圣经原则已经被种种宗派会名所取代，并影响到世界许多教会的体制，使他们也变得不像圣经里所记载的那个模式。所以，中国基督教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为了改变“洋教”的面貌，就“要消除对中国教会毫无必要的宗派”。周联华牧师在《神学入门》一书中也说：“宗派，在国外已造成很多很多的纠纷，不必在国内再来重复。已经是经过这一段辛苦的路程，才走到了这条一个教会的路上，希望我们珍惜前人的努力。”周联华牧师还说：“全世界到现在为止，只有中国教会更像《约翰福音》17章里的合而为一。我们是否在这方面作一个全世界的榜样呢？”由此可以肯定，中国基督教的三自原则提倡按地方建立教会的体制模式，从神学上说是完全合理的；而西方基督教要叫中国基督教走宗派林立的老路是不应该的。总之，“教会只有一个”的原则，是强调各地教会靠主联络得合式，它的真正含义是既反对宗派林立，又反对一统天下。并且，我们更要明白，“教会只有一个”绝对不是用来支配控制别人的神学依据。

　　从三自到三好

　　我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至1966年，主要任务是反帝爱国，摆脱外国差会控制，实现中国教会独立自主自办———自治、自养、自传。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位神的仆人发表《三自宣言》，9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宣言》，并发表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1954年7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第二阶段是经过“文革”火的试炼，不少教会在完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只凭着信心依靠神的大能，行经了死荫的幽谷也不遭害。
　　第三阶段是1979年至1998年，主要任务是坚持三自原则，且进入从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的阶段，即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1980年10月第三次全国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九十年代，第六次全国会议把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归纳为“四个必须”：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实行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必须大力落实“三好”）。
　　第四阶段从1998年底开始，全国两会作出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这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和发展。
　　这四个阶段既各有侧重面但又相互连贯，每个阶段既有主要任务，又是前一阶段的继续、深化和充实提高。这就是与时俱进。
　　所以，现在我们不仅要坚持三自原则，更要按三自原则把教会办得更好。正是因此，中国基督教提出加强神学思想建设。这是从三自到三好的必然要求。
　　自治要治好，需要正确的神学思想作指导
　　所谓“自治要治好”，其实就是要求教会治理工作必须合乎教会性。可以肯定，一切有悖于教会性的现象，必然是违背三自原则的。现在有三种情况正是如此。
　　一、有的私设聚会点已经不是“自治”而是“他治”，他们受境外势力的支配，已经丧失了教会应有的自主权。连赵天恩在他的著作《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外来教会或差会挟经费、人力及各种资源的优势，吸收许多由传道人作其宗派在华之代表或联络人，并透过他们将教会聚会点变成自己宗派的分堂……这种反客为主的作法，直接冲击原来彼此只有联谊、交通关系的家庭教会……形成了群雄并起，各寻主子，逐鹿神国的混乱局面。”（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622页）这种混乱现象，还有教会性吗？还不是违背三自原则吗？
　　二、有人认为，教会只要主管理，用不着人管理。2009年，杭州市基督教两会对杭州各地教会进行了问卷调查，有3.11%的人认为教会不需要管理，还有5.89%人觉得无所谓。其实，这也是一种神学观点。
　　三、有人将管理事工变成辖制众人而不是作众人的榜样，管理人员也变成“教霸”而不是众人的仆人。这是违反了自治的民主精神，也缺失了管理的服务意识。这种现象，是缺乏教会性的表现，也是违背三自原则的。
　　所以，我们要想把自治治好，就必须纠正这些不正确的神学观点，必须改变这些不正常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当然要统管教会的一切；然而，我们也不可忘记主耶稣说过的话：“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路12：42）。显然，主的话已经阐明了“自治”的三个要点：
　　一、“管理家里的人”，这是肯定了教会需要管理，需要自治的原则；
　　二、“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是讲明了管理人员的应有素质；
　　三、“按时分粮给他们”，这是说明了管理的实质是服务而不是辖制。
　　圣经记载，初期教会使徒主持由门徒选出七个高素质的执事，就是为了管理好教会的事务。保罗也指出，“治理事的”是神所设立的职事之一（林前12：28）；并明明地说过“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这句话（提前5：17）。这些都说明，教会的元首是要藉着那些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来实现对教会的管理。“善于管理教会”这句话其实就是自治要治好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想把自治治好，就必须加强神学思想建设，消除那些违背教会性、违背三自原则的不正常现象，也必须明白主的教导：“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5－28）我们要用主的话消弭那些“官本位”的封建残余意识，避免世俗化，这样才能把教会管理组织建设成为牧养型、服务型的侍奉团队。
　　自养要养好，也需要正确的神学思想作指导。
　　我们知道，自养并非自私，自养与互助决不矛盾，因为自养的“自”是教会的自，是以爱为核心的自，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教会性所决定的。所以，各地教会之间应当本着彼此相顾、彼此相助的精神，开展帮扶活动，使强的能帮助弱的，富的能帮助穷的。如经上所记：“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林后8：14）但我们更要明白，在互助中不可侵犯别人的教会主权，如果有谁有施于别人就要控制别人，叫受帮助的教会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那就是违背了自养原则。这种情况不符合教会性，也不符合基督的爱。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方面很欢迎主内友好交往，互相帮助，一方面也坚决反对那些借帮助欲支配我们危及我国教会主权的企图。这是教会性很自然的反应，也是教会论所肯定的真理。
　　自传要传好，更需要正确的神学思想作指导。
　　所谓“自传”，不只是由中国基督徒自己来传，我们更要传合乎圣经启示的、不是出乎西方文化的福音信息。在这个方面，跟释经学和讲道神学密切相关。释经学和讲道神学告诉我们，释经和讲道都必须注重处境化，只有这样，我们的讲台信息才会有真正的“按时分粮”。
　　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关于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的问题。去年还有一位美国牧师在我省某地教会讲道说：“基督徒不能同非基督徒结婚”。诚然，我们当然希望在主内找到合适的对象。但实际上很难。那怎么办呢？关键的问题是：圣经是不是绝对禁止与不信的人通婚？我们看圣经：
　　以色列人是严禁与外邦人通婚的，但圣经里也记着例外的事。一是摩西娶古实女子（民12：1－15）；二是亚哈随鲁王娶犹太女子以斯帖作王后。这两个例子，至少可以说明，神对他们的婚姻没有反对。
　　《哥林多前书》7章12至15节：“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若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她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彼得前书》3章1节：“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由此可见，我们对信与不信的婚姻问题，不可有绝对化的观点。
　　第二个例子，在中国教会里，不少弟兄姊妹将大红龙与中国龙混为一谈。所以凡有龙图案的东西，他们一概拒绝；看见人家舞龙或赛龙舟，都要避开。特别是，听到国外有人说“羔羊征服中国龙”，不觉得有什么错；听到邪教“东方闪电”把中国说成“大红龙国家”（《神隐秘的作工》第465页），也不知如何驳斥。这是什么原因？显然是中国基督徒在听信福音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结果。因为西方传教士当初到中国来传福音，没有把福音真理与西方文化剥离开来，中国基督徒也没有这种辨别能力，所以根本不知道这是一种基督福音与西方文化相混淆的结果，更不知道这是对圣经的一个很大误解。
　　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注意《启示录》12章第9节圣经自己对“大红龙”的解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圣经的意思很清楚：大红龙是象征凶恶杀人的魔鬼作为，古蛇是象征说谎敌挡神的撒但本性。二者同指那恶者。
　　本章第15至16节的表述也值得注意：“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第15节的“蛇”，第16节变成“龙”，可见那恶者既有蛇的诡诈又有龙的凶恶。我们更要注意到，旧约圣经多次将“龙”译为“鳄鱼”，同时也称之为“蛇”，其中《以赛亚书》27章1节，说得特别清楚：“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由此可见，圣经中的大龙，也称为鱷鱼。这说明，无论是龙，是鳄鱼，还是蛇，都只是一种象征，并非龙就是魔鬼，蛇就是撒但。要不然，我们主张保护蛇和鱷鱼这些野生动物，岂非变成保护魔鬼了？！
　　我们还要懂得，大红龙之所以跟中国龙完全不同，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我们知道西方与东方有太多的不同：西方的黑夜，我们是白天；西方的911，我们是119；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我们是姓在前、名在后；西方推崇个人主义，我们提倡集体主义；西方宣扬资本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同样，西方的龙文化与中国的龙文化也完全不同。据《参考消息》2008年4月8日报道：英国《卫报》资深记者、历史学家约翰.吉廷斯在《龙来了》一文中说：“中国的龙……是一种通常脾气温和的动物，为人们兴云布雨，令家庭多子多孙———龙凤呈祥代表着快乐的婚姻生活。……在西方人看来，这群动物张牙舞爪，大部分是红色的，令人畏惧。”所以，我们在正确理解圣经的同时，也要正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分清中国龙与大红龙的不同含义，以免将象征祥和的中国龙跟象征魔鬼的大红龙等同起来。
　　因此，我们不能把“羔羊征服大红龙”说成是“羔羊征服中国龙”。我们坚信羔羊必胜，大龙必败。同时也要清楚地知道：“此龙非彼龙”———中国龙是吉祥之物，跟西方的龙完全不同。虽然基督徒完全有不参与舞龙、赛龙舟等活动的自由，但不可将拒绝与中国龙文化有染看成是抵抗大红龙，不可因此造成基督福音与中国文化的冲突。我们要在保持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在中国文化载体中始终不变的同时，也要叫某些非核心的西方元素在新的文化载体中自然消除。由此可见，自传要传好，就必须对类似的问题根据圣经在神学上作出恰当的处理。
　　总之，我们必须加强教会论的研究来诠释“三自”原则的神学意义，并将神学思想建设寓于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事工的方方面面，不断推进教会自身建设，全面提高教会整体素质。这就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和发展，也就是从“三自”到“三好”的进程。（未完，待续）

原载于《陕西基督教》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