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吴雷川（1869－1944），杭州人，名震春，前清翰林，1915年信主，主要任教于燕京大学，曾为该校第一任华人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不愿在伪政府贡职，搬离燕大。国家沦亡，吴雷川感叹国事，忧怒交加，愤而绝食，于1944年去世。1关于吴雷川的身世，他的亲戚马叙伦诗中有二联说得好：“少年茹殊苦，中岁断婚姻。老怀复不畅，孜孜手足勤。”
　　吴雷川在五姊妹弟兄中排行第三，是小儿子。照当时规矩，必须随父生活。但他与妻子遇到了一位不通人情的二妈，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此所谓“少年茹殊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吴雷川离开燕大，靠卖字画为生。这就是马叙伦所说的“孜孜手足勤”。
　　马叙伦诗中还对吴雷川作出了评价，他说：“其人实妩媚，其行正而醇。其德兼儒墨，其道大以真。2心具平等性，无财偏济贫。丘翟不可比，求之又寡伦。”
　　主要著作有两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墨翟与耶稣》。写过不少文章，主要涉及耶儒比较。
　　本文主要不是讨论吴雷川的生平，而是讨论他的神学，因此，关于他的生平部分，就不多介绍了。有兴趣的读者可读赵紫宸写的“吴雷川先生小传”，收到《赵紫宸文集》第三卷中，该文集由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
　　说到吴雷川的神学发展历程，现代我国著名学者卓新平教授有过研究，他把吴雷川的神学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化神学、社会福音神学和革命神学。他指出：
　　吴雷川最终从“文化神学”中走出来而进入“社会福音神学”，并且因为赞同。甚至主张采取“革命流血”等激进手段或途径来达其目的而由“社会福音神学”一跃而为“革命神学”。吴雷川神学思想发展上的这些戏剧性的变化极为醒目，虽然其神学构思不够正统和系统，而其留下的心路“轨迹”却发人深省，值得玩味。3
　　这个划分有一定的道理。讨论吴雷川的神学主张，即他对基督教的看法，除了卓新平教授已经注意到的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外，还不能忽略吴雷川本人的信仰体验这样的内在因素。关于这一点，吴雷川本人曾于1934年有过描述。他指出，自己的神学主张，或者说自己对基督教的看法，与个人的信仰经历密切相关。他说他的信仰经历了三个阶段。
　　总起来说，我信仰基督教二十年来的经验，可分为三个时期：最初的信念，原是很正确的，所以虽然受了教会传说的束缚，不免夹杂些神秘的企望，却没有落在神秘的网里。继而信心经过一次的震荡，而再得安定。就将神秘的和形式的观念完全打破，惟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并且认为基督教所指示个人修养的方法，与儒教十分接近，但知解虽进了一步，而个人的行为反因此有许多不自检点的地方，……最近乃确认基督教不只是个人的福音而是社会的福音，只有它的福音可以领导应付世界潮流的转变，在我们面前只有这一条大路，我们只有走上这条路才不至于落伍，所以我好像是脚踏着实地，至于如何实行前进，那就全在我自己努力了。我可述的经验已止于此，我自己检察我的以往，真是觉得十分惭愧的。4
　　根据吴雷川的这段话，似乎可以将其信仰历程及神学主张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信仰，同时也接受传统神学。
　　第二阶段，人格耶稣，在神学上主张人格基督论，致力于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思考神学问题。
　　第三阶段，社会福音，神学上强调福音对于社会改造的积极作用。由于强调社会改造，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唯物论，他这样论述唯物和唯心的关系：“基督教从社会改造底目的方面来讲，完全是唯物的，而从个人修养底工夫方面看，又可是倾向于唯心的，其实所谓心物，本是一体而非二无。”5
　　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吴雷川先生的基督教观。以上文字，不过一个概说，对吴雷川先生比较熟悉的读者，完全可以略过不读。

　　二、接受基督信仰6

　　吴雷川受洗是在民国4年冬天，即1915年，那一年，吴雷川45岁。说到自己接受基督信仰的原因，吴雷川讲了远因和近因。
　　远因：吴雷川最早接触到基督教是在民国3年，即1914年，当时他正在教育部供职。他觉得，每天上班下班，有时应酬应酬。似乎日子过得不错。但是，吴雷川却感到：“就这样自图安逸地生活一世，实在没有意义，总当自己用功修养，并且多做有益于人的事，方不为虚此一生。”7在这个时候，吴雷川遇到了基督教。
　　近因：吴雷川当时住在宣武门内东太平街，同一条街上住着两个朋友，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常在一起讨论问题。8有一个礼拜天上午，吴雷川去拜访他们，坐下谈了没多久，他们二人起身说要去做礼拜了。这令吴雷川十分“诧异”，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会信教呢。吴雷川立即去买了一本新约圣经回来，化两三天时间读完新约。他谈到自己读经的感受：“神迹奇事都不能使我相信，但其中有许多教训实使我佩服。”9接着，吴雷川又读圣经，并且请教朋友，不久在朋友的劝告下，去参加礼拜了。次年10月便在中华圣公会接受了洗礼。
　　从总体上看，基督信仰吸引吴雷川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爱，一个是耶稣的人格。
　　论到爱，他说：“我既加入了教会，虽然在神学方面始终没有得到使我能够接受的解释，但爱的原理，却已领导我进入人生的正轨。”10
　　至于耶稣的人格，他说：“所有教会遗传的信条与解说都不可尽信，教会的规制与礼仪也不必重看，只有耶稣的人格足为我们信仰的中心。他是以身作则，教训我们做人必以改造社会为天职，更教训我们持身涉世要服从真理，这正是我们做人的规范。”11

　　三、宗教观

　　吴雷川是一个读书人，接受基督信仰正是出于一个读书人内在的心灵追求。这样的人，一旦接受信仰，必然要从理论上寻求对信仰的解释。吴雷川选择从理解宗教入手来理解基督信仰。他从六个方面谈到了对宗教的看法。
　　第一、“宗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
　　吴雷川引用《荀子?礼论篇》的话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根据这句话，吴雷川认为，人都是有“欲求”的，所谓“欲求”，就是人的“生命奋斗”，“欲求是人的本能”。人有食的“欲求”，有偶的“欲求”，有福的“欲求”，有知的“欲求”，有群的“欲求”。宗教的起源，与这五种“欲求”密切相关，“因此宗教乃是整个人生向上的欲求所表现的态度，自然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12
　　第二、“宗教既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它的本身也必与时代一同进化。”
　　宗教的根源既然存在于人的“欲求”，而人的“欲求”又是不断向上提升的，因此，宗教也必然随之不断向上提升，也就是不断进化。吴雷川指出，人的“欲求”“有三种动向：（一）先是属于物质的，进一步则必及于精神的。（二）先是属于个人的，进一步则必及于全体的。（三）先是崇拜自然、服从自然的，进一步则必企图顺应自然，控制自然的。”随着这三种动向的进步，人类的宗教也得到了进化。吴雷川指出：“现代的宗教，则显然有高尚的理想，扩大的同情，热烈的毅力。如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说：‘我来是要舍命救人。’这都是宗教的真谛。”13
　　第三、“进化的宗教即是人生哲学。”
　　吴雷川引用冯友兰《人生哲学》一书中关于哲学与宗教的一段话来加以论述。冯友兰说：“每一宗教，对于宇宙及人生哲学自有其见解，又皆立有理想人生以为吾人行为之标准，故宗教与哲学根本无异。不过宗教之中，参有神话及由之而起之独断及仪节形式，而哲学则无之，此其异也。”
　　吴雷川基本同意冯友兰的观点，不过他认为，“宗教进化之后，神话及所谓独断，自然都要铲除。”至于仪式，吴雷川则认为非保留不可，他认为宗教仪式是有保存价值的。“我们信仰宗教，既已认定人生行为的标准，更因它有一种仪式，能使我们的情感有所激发，意志格外坚强，岂不比空谈哲学更有督促我们实行的力量。”14
　　第四、“宗教进化之后，与科学也不相冲突。”
　　吴雷川认为：“宗教与科学，同起源于人的本能，也同循进化的常轨。”宗教与科学都在进化，“在此进化的历程中，宗教与科学，同为人类社会所需要，同彰显人类有管理世界的功能，又岂有两不相容之理？总之，我们承认宗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而其本身又与哲学及科学同为不息的演进，自然有它永久存在的价值了。”15
　　第五、“宗教的功用在于领导个人以改造社会。”
　　吴雷川指出：“信仰宗教，先要错镜于真理，发见自我；更进一步，就要忘却自我，专一服从真理，为真理奋斗以改造社会。这就是宗教的功用。”16
　　第六、“宗教既以改造社会为究竟底目的，因此，信仰宗教的人必要直接或间接参加政治上的活动。”
　　吴雷川指出：“人本是政治的动物，人要改造社会，岂能与政治无关？倘使宗教只是使人洁身自好，甚至离俗出家，图谋自身的利益，置社会的现象于不顾。这样的宗教，何能有补于社会的改进？所以从宗教一方面说，凡人既信仰宗教，就当奉持他所信的教义，统治他整个的人生，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在作事上表显宗教的精神。这就是宗教有益于政治。”17

　　四、基督教观

　　基督教是吴雷川所服膺的宗教，因此，在解释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后，一定要解释对基督教的看法。或者说，他解释宗教的目的，就在于解释基督教。
　　吴雷川接受基督信仰以前，深受儒家传统影响，但同时，又对儒家有所怀疑。他曾是前清翰林，在获得功名以后，连续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其矛头直指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而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世界，早已开始现代化。这两种现象的巨大反差，应该是吴雷川去儒就耶的深层原因。
　　但是，儒家文化中仍然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学术界关于仁的解释多种多样，但都同意，仁是内在于人的某种力量，一旦仁占了主导地位，这个人就能成圣成贤。换句话说，儒家文化的核心在于人性的内在修养，在于人格的塑造。
　　吴雷川接受基督信仰，就是要在耶稣身上寻找一种新的人格力量。而他对基督教的认识，也根基于此。他说：“基督教既是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凡研究基督教的，当然要首先了解耶稣的生平，作为诸般论议的根据。”18
　　受洗以后，吴雷川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对中国教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在这种了解的基础上，他指出，中国存在着两个基督教，一个是外国传教士传入的、有错误的基督教；一个是中国人眼中的基督教，有偏颇。
　　吴雷川认为，传教士传入的基督教太注重教条，没有真正努力去传耶稣。他说：“从前基督教会传教，多半是以西方因袭的传统，强授于人，使人信其然而不明白其所以然。”19他认为，基督教远没有进入中国人生活的主流。原因在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大多不懂中国文化，只是向一般平民传教，因而基督教向来为士大夫所轻蔑和仇视。吴雷川认为，这不是基督教本身有问题，也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真光，问题在于传教士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传教方法。
　　吴雷川认为，基督教的道理本是十分简单的，只是教人如何做人，但是，来华传教士弃简单的道理不用，而传一些复杂的教条。他说：
　　原来基督教只是要教人知道怎样做人，其原理本极简单。向来传教者因为简单的原理不足以鼓动人心，就喜用种种神秘的说法和获得福利的甘言，为招致群众的媒介，遂使信教者专以求神得利为目的，而于做人的原理反弃置弗顾。这实在是传教者莫大的错误，以后必需引为大戒，不再蹈从前的覆辙。20
　　他主张中国人自己到圣经中去，找出耶稣真正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他说：
　　我以为要了解耶稣，必须自己将福音书中的材料加以选择，集成一篇简短的耶稣事略。再将福音书所记耶稣训言加以排比解释，编成耶稣训言的纲要。更综合耶稣所言所行，推测他的理想和计划，说明耶稣之所以为基督。有此三方面，庶几可以窥见耶稣生平的大概，作为研究基督教的根基。21
　　吴雷川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揭示出基督教的“真相”。

　　五、基督教与中国

　　基督教自唐朝进入中国，几起几落，命运多舛。在吴雷川的心目中，明清时期的耶稣会士最为成功。他说：“试看明末清初的罗马教士往来于京师，既得着帝王的优礼，又有许多士大夫信从，并且他们都具有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热心传道，能将本教的道理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沟通，不轻易反对中国的礼俗。”如果不是罗马教皇“固执着遗传的规制”，那么，早在三百年前，基督教与中国已经非常融洽了，“基督教的真义也必为士大夫所接受，广为传播，岂不是中国与基督教同受其福？”22
　　然而，历史并没有照吴雷川的想法发展，基督教中断了在中国的传播。进入19世纪以后，新教来到中国，很快，基督教就在西方列强的保护之下，全面进入中国。吴雷川对此痛心疾首。他认为，在保教条款的护卫之下，基督教在中国有如下特点：
　　第一，“宣传宗教而夹带着国际间的势力，就不啻抹煞宗教本身的真义。”23他认为，宗教像学术一样，应该是自由的。宗教所提供的信仰，一定要供人自由选择，不能外力的干涉。佛教在中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它的自由。吴雷川指出，依靠国家的政治力量来保护传教，传教士与信徒会遭到更大的仇视，基督教在中国不会有好的前途。
　　第二，“教会固执成见，宗派分歧，反而将本身最大底目的置诸不顾。”24西方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国家、教派，进入中国之前，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宗派观念，而宗派的一大特点，就是固执于既有的教条、教规。这样，传教士用宗派的观念和教条教规代替了基督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会“从起头就各自分离，那里能有根基呢？”25
　　第三，“中国教徒分子不纯，不能有真正的团契，因而就没有全国联合自立的准备。”26在政治势力的保护下，许多吃教者混入教会，他们“只求自己利益不知爱惜教会”，“还要依仗教会的势力，欺压教外的人民”。27吴雷川对于教会的期望是：“我们希望传教不要受条约保护，又希望教会不分宗派，成为中国合一的教会，那就必须中国基督徒对于教会负起绝大的责任，能够自养、自治、自传。”28

　　1一说因激愤而引发脑溢血去世。据郭廷以研究，吴雷川死于1944年10月27日（旧历9月11日），参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日志》，台北：台湾中国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1944年10月27日”条。
　　2丈归依基督教，而时以儒理说之，有革新其教之说。———马叙伦自注。
　　3卓新平，《亚非拉美神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51页。
　　4徐宝谦编，《宗教经验谭》，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19页。转引自[奥地利]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117－118页。
　　5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1990年12月影印，288页。
　　6据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3－13页。
　　7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9页。
　　8两位朋友为歙县徐巽风、湘潭翁廉同，见吴振春（即吴雷川），“述信”，《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上海：中华续行委办会，1918年12月，218页。
　　9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8页。
　　10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0页。
　　11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0页。
　　12本段引文均见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3页。
　　13本段引文均见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3－5页。
　　14本段引文均见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5页。
　　15本段引文均见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5－6页。
　　16本段引文均见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6－7页。
　　17本段引文均见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7－8页。
　　18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1页。
　　19吴雷川，“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转引自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1年2月，226页。
　　20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3页。
　　21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1－12页。
　　22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31－132页。
　　23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30页。
　　24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31页。
　　25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33页。
　　26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33页。
　　27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34页。
　　28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33页。

原载于《陕西基督教》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