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雷川的基督教观”一文中，我曾指出，吸引吴雷川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基督的爱，另一个是耶稣的人格。吴雷川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曾参加前清的科举考试并取得举人资格，成为翰林。当他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已经45岁，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他对基督教的理解，主要靠自己阅读。由于不懂英文，他阅读的范围也十分有限。所以，吴雷川对基督教的理解并不全面，我们不能把他当作一个神学家来看待，只能把他视为一位有思想的基督教知识分子。我们介绍他对耶稣的认识，或者说介绍他的基督论时，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前提。
　　本文着重介绍吴雷川的人格基督论。所谓人格基督论，就是在认识基督的时候，侧重于他的人格魅力，认为耶稣是一个完人，他不仅教导人爱的道理，而且自己就亲自实践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他所宣传的天父的爱。请大家注意，与吴雷川同时代的中国基督徒中，有不少人赞成这个观点，他们对基督的认识，主要就服膺于耶稣的这种人格魅力，他们认为，要救中国，救中华民族，就要学习耶稣的这种人格。为此，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人格救国”。
　　一、基督教青年会与人格救国论
　　基督新教传入中国，正值中国政治、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代。面对这样的变局，有良知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积极思考，寻找救国之途。进入20世纪后，“巴黎和会”、“二十一条”等事件，激起了全国青年的爱国热情，一直致力于青年工作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也在积极探寻，最终提出了“人格救国”的主张。
　　“人格救国”一词最早出现于1921年4月12日，时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余日章先生，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新会址落成纪念册封面上题写了这四个字。大概也是从此时起，青年会便着力推行“人格救国”的主张。1924年，谢扶雅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组织及现状”一文中说：
　　挽近国难弥殷，时潮益急，救国之声，甚嚣尘上。协会之职所在，至切迴环，历改史乘之所诏，征诸经验之所得，则吾人信完全人格为救中国之最大利器。协会标“人格救国”四字，以兴邦人君子相见者，已四年于兹矣！……行见五千年文物光明之中华民国，突飞跃进于世界强国之列，此则今日协会率同四十处城市青年会及百九十七处学校青年会所共同抱负之使命也。{1}
　　事实上，人格的养成，一直是青年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把“人格”与“救国”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则是1923年的事了。是年10月16日到21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广州岭南大学召开第9次全国大会，会议以“人格救国”为大会主题。总干事余日章在“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诸同志书”中说：
　　诸君为我国青年及幼童仅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养成其完全人格，上以荣耀上帝之圣名，推度其天国，下奠民国之基础，发扬其光辉，不辞劳瘁，踊跃前往广州赴第九次全国大会，以“人格救国”为总题，以诸君之热忱毅力，将来大会成绩优美，可操左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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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章以个人观察所及，兼受种种之激刺，不能不确认人格为救国唯一根本，因此决用人格救国四字以唤醒我四万万同胞。……然非人格之不能救国，实因尚未有人格之建立，因而国亦无从赖之得救也。{2}
　　“人格救国”论的提出，在广州国民政府内部引起了积极反响，孙中山甚至偕夫人亲临大会会场，作了为时两小时的演讲，他所讲的题目是“国民要以人格救国”，这显然是孙中山对“人格救国”论的积极回应。
　　在演讲中，孙中山首先指出，“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3}接着他便将话题转到基督教青年会身上，他说：“青年会的宗旨，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改良人类来救国。……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中国的团体中有好人格的，就是青年会。所以青年会是造成好国家的好团体。”{4}孙中山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基督教青年会提出了期望。
　　中国人口有四万万，文明有四千年的历史，为什么我们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呢。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自振作，所以堕落，堕落的原因，就是在不讲人格。我们要恢复国际地位，须要我们不堕落，要不堕落，便先讲人格。青年会在中国已经成立了二十余年，会员的人格，固然不能说人人都好，或者有一部分不好，但是全体的人格，是已经养成了，全体的人格既经养成，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来做些什么事呢。你们应该做的事，简单说，就是你们所主张的人格救国。{5}
　　这样的声音，必然影响到知识界，成为上世纪20、30年代救国论中的一种重要声音，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种声音才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情绪的高涨逐渐平息下来。吴雷川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同样受到这种声音的影响，积极主张效法耶稣的人格，以培养中国人的人格。因此，在他的基督论中，人格基督论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作为宗教家的耶稣
　　吴雷川的基督论，最为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他十分强调耶稣的人格。他从两个方面来论述耶稣伟大的人格，一方面，作为一个宗教家的耶稣拥有崇高的人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的耶稣拥有伟大的人格。吴雷川说：“耶稣人格之所以伟大，就个人修养方面说，他是个宗教家；但就社会改造方面说，他又是社会革命家。他所宣传的天国，就是他理想的新社会。”{6}
　　关于社会改革，我们将在“基督教与社会改造”这一部分中介绍，这里只介绍作为宗教家的耶稣。
　　吴雷川认为，终其一生，耶稣都在追求一个崇高的目标，最后为这个目标殉道，彰显出自己的人格魅力。
　　耶稣生于犹太人渴望复兴的时代，在幼年就立定了大志，当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在社会上作种种活动，要成就他改造社会的事业，历年不久，受反对党的陷害，被钉于十字架而死，他却因着死而完成了伟大的人格，这就是耶稣一生事迹的大略了。{7}
　　耶稣这种人格的养成，源于他与上帝的关系。吴雷川说：
　　犹太人是民族意识最坚的民族，也是宗教意识最深固的民族。他们的民族意识是因了多年受异族的逼迫而永久保持，他们的宗教意识却因了吸收并调和异族的思想而日益进化。当耶稣在世的时代，犹太人对于上帝的崇拜，因为经过了多少先知的宣扬阐述，已公认为世界唯一的神，不只是犹太一族的神了，而耶稣的由于他自己性灵中所得的经验，较诸一般人对于上帝的认识更为真切。他的人格之所以伟大，因有他所认识的上帝为根源，他所认识的上帝也因他的伟大人格而愈益彰显。{8}
　　耶稣非常重视祈祷，吴雷川说：“祈祷一事，于耶稣人格之所以完成有密切的关系。”{9}吴雷川把耶稣论到祈祷的经文编排在一起，经过比较后指出，“祈祷有公祷与私祷两种”。{10}
　　公祷就是多数人聚会时的祈祷，目的在于提醒人们，要尽力为自己、集体、他人祷告。“公祷是含有盟誓或诰诫的性质的。”{11}
　　论到私祷，吴雷川说：
　　至于私祷，纯是个人修养的工夫。这种修养的工夫，用儒家的话说，大致可分为两段：一是存养，一是省察。所谓存养，就是体认真理，所谓省察，就是检点自己所言所行的是否与所体认的真理相合。基督教所注意的个人私祷，正是用这两段工夫。又如宋儒讲修养有主敬与主静两说，祈祷教人默想真理———或说是对越上帝———自然要屏除妄念，恭敬静默，正是备具二者的功用。{12}
　　吴雷川个人也十分看重祈祷，认为“祈祷是人格修养最基本的方法”。{13}
　　吴雷川认为，正是耶稣的人格成就了基督教。他说：“基督教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而耶稣为基督一事又是耶稣人格的中心。”{14}
　　耶稣之所以为基督，正在于他的人格。
　　耶稣之为基督，无论其为王或为人受死，他底改造社会的宗旨是一贯的。并且，耶稣之为基督，一方面是激发于复兴民族的至诚，一方面又得力于极深刻的宗教信仰。这两个概念，好比是两大源泉，在他脑海中汇聚起来，成为不竭的灵渊。{15}
　　人类能够得到拯救，也在于耶稣的人格。“所以耶稣的人格，足以救人，救世。他的教义是个人的福音，更是社会的福音。”{16}
　　三、作为社会改革家的耶稣
　　吴雷川的神学思想，与同时代的许多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一样，进入30年代后，面对积弱的中国社会，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之秋的现实，都从过多关注个人内在生命，转向关注社会。因此，在那个时代，个人福音与社会福音，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对此，吴雷川说：
　　从前讲基督教，偏重个人得救，基督教曾被称为个人福音。近代人多讲社会改造，因此基督教又被称为社会福音。其实这二者本是不可偏废的。因为从一方面看，人受环境的限制，要救个人，莫如造成良好的环境，使人人得享幸福。但从另一方面看，环境必要人来改造，至少是要一般作领袖的人来改造，那就非先使人得救不可了。但所谓得救，绝不是从前所谓死后永生，乃是生前脱离自私的罪恶，然后能献身于社会。所以个人得救与社会改造本是一件事，正如孔子所说：‘修己安人’，道原一贯。{17}
　　吴雷川通过对四福音的研究，总结出耶稣一生的七件大事。这七件大事，件件与社会改革密切相关。我们先来看看这七件大事。{18}
　　第一，宣讲天国的福音，吴雷川认为，“这是耶稣唯一的使命”。天国，也就是上帝的国，这是借用犹太人的宗教观念。但是，耶稣所讲的天国，与犹太人理解的天国不完全一样。耶稣生处当时内忧外患的犹太社会，认为犹太社会的制度存在许多不平，“与人类社会就有的几条原则相差太远，因此就奋发爱国家爱人类的热忱，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耶稣对社会的改造，完全借用了犹太人的天国观念，“所以凡福音书所记载耶稣讲论天国的语言，都是他阐发关于理想社会的要旨。”
　　吴雷川在解释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一句时，这样阐释“天国”：
　　所说的你的国就是上帝的国，也称天国。天国并不是这世界之外另一个世界，更不是像教会所常讲的死后升天堂，乃是将这世界上所有不合仁爱和公义的事全都除去，叫这世界上充满了上帝的仁爱和公义，这就是天国降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改造旧社会，成为新社会。{19}
　　第二，“革除虚伪和迷信的习俗”。吴雷川认为：“要使理想的新社会实现，须先推翻旧社会不良的习俗。”耶稣之时，犹太社会存在许多不良习俗，必须先把这些习俗革除。实际上，在革除诸如守安息日等旧习俗的时候，耶稣已经开始了改造社会的工作。
　　第三，“反抗阻碍社会进步的领袖”。“大多数的领袖，总是要想巩固自己原有的地位，不能赞同耶稣改革社会的意见，耶稣认为这是最大的障碍，既不容与他们妥协，就只有明白宣布他们的罪状，使群众不再为他们所欺蒙。”
　　第四，“专一拯救当时受痛苦的人或当时所指目为有罪的人”。当时的犹太人，身受两种力量的压迫，一来自犹太上层，另一来自罗马帝国。这就是犹太人身处的社会环境。耶稣深感自己同胞的痛苦，力图改革这个环境，以解救这些受痛苦的人。吴雷川引用耶稣的话来表明他的这个观点：“耶稣又尝明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就是说：因为环境不良，以致人有痛苦的罪恶，所以要免除人的痛苦，拯救人脱离罪恶，必得改造环境，而他自己正是担负这责任的。”
　　第五，“训练门徒”。耶稣自感不能独立完全改造社会的大任，便训练门徒，以期他们能继续耶稣改造社会的工作。耶稣当然深知人性中的弱点，知道门徒们性格、能力各不相同，必须为他们立下清楚的规矩。于是在最后的晚餐中设立了两条规矩。第一条是耶稣亲自替门徒洗脚，“教训他们为首领者要自卑以服务于人”。第二条是耶稣设立圣餐，“教训他们惟有能舍己的人才可以记念他们的夫子。”吴雷川认为，二千年来，基督教会保存并发扬了这两条教训，“基督教会能以此二者昭示作人的轨范，正是耶稣训练门徒的成功了。”
　　第六，“从容受死”。“耶稣虽已明知事无可为，但他的爱国家，爱社会，爱人类的情感还是十分热烈。他的热血沸腾，强迫他往前迈进，所以游行边境，虽徘徊了好几个月的工夫，但一到逾越节的大节期，他还是率领了门徒向耶路撒冷前进。”耶稣最终以大无畏的精神牺牲在十字架上，吴雷川感慨：“我们对此伟大崇高的人格，除了敬仰景慕之外，更有何言词可说！”
　　第七，“为人治病赶鬼及行异迹奇事”。吴雷川认为，耶稣的神迹奇事，并不是福音的本质，但却被许多肤浅的人错误理解了。他说：“这一类的事是当时人所看为重要的，也是后来一般基督徒所乐于称道的，好像基督教若是没有这一类的事，就失去了宗教的因素，这实在是重大的谬误。”耶稣本人也并不看重这类事，他明确宣称自己的任务在于传道。
　　总之，吴雷川认为：
　　人类社会必须改造的原理，耶稣已经在二千年前启发了后人。他又用他的热血膏沐了无数信仰他底主义的人，不断地吸引他们为这事努力。所以这世界进化的历史，已足使一般明了基督教的价值不容藐视。但是世界的已往既是和基督教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现世界的令人不满，也就不能不归咎于基督教而啧有烦言。在这时候，要问基督教在将来的世界还有没有地位？它空间对于将来的世界还能表显出何等重大的价值？那就只有等待着基督教本身用事实来证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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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谢扶雅，“青年会全国协会之组织及现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七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4年，50-51页。
　　{2}转引自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三），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97年8月，69页。
　　{3}孙中山，“国民要以人格救国”，见《中山演讲集》，（出版社未详），1927年4月，180页。
　　{4}同上，183页。
　　{5}同上，184页。
　　{6}徐宝谦，《宗教经验谭》，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18页。转引自卓新平，《当代亚非拉美神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50页。
　　{7}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40页。
　　{8}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53页。
　　{9}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61页。
　　{10}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61页。
　　{11}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61页。
　　{12}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61-62页。
　　{13}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66页。
　　{14}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94页。
　　{15}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95页。
　　{16}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97页。
　　{17}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6-7页。
　　{18}据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33-40页。
　　{19}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63页。
　　{20}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21页。

                                                                 转载自《陕西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