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基督教两千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动人心魄的壮丽画卷。书写和掌管这历史巨幅画卷的作者、至高的耶稣基督，常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运用相同或相似的方式，带领他的教会向前发展。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1:9）。并非只是一个消极的感慨，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规律常常通过已经发生的事情显示出上帝做工的心意，也带给我们借鉴和帮助。

      16世纪发生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的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起了一个个地方性的、民族化的自治教会。这无疑是基督教历史的重大转折，同时也为后来教会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多重的选择。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教会的改革和国教圣公会的创建，使英国教会整体摆脱了罗马天主教的控制，认同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制度，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建立起了自身的教政体制，其许多内容和形式，都与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下简称“三自运动”）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

      将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与中国教会的“三自运动”跨越时空加以比较，我们可以认同伦西博士曾说的话：“十六世纪英国改教运动坚持本国教会的独立和自治，成立圣公会，所搞的正是三自运动。” 那么，这个英格兰的“三自运动”，在今天会给我们基督教中国化圣工带来什么启发和借鉴呢？本文将概述这一运动，将其与中国的三自运动做一简要对比，并加以探讨，期冀为基督教中国化圣工提供一些参照。

      一、英格兰宗教改革肇始

      “如果说，路德的改革始于修道院的修士室，再洗礼派的改革始于一次祷告会，加尔文的改革始于学者的书桌，那么英格兰的改革则始于国家事务，特别是始于王位的继承问题。” 以上是教会学者布鲁斯·雪莱对英格兰宗教改革起始的恰如其分的评述。英格兰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像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欧陆的改革运动基本是因为改教者们发现了罗马天主教所信所传的与他们对圣经和信仰的理解不一致，由此而发起。而英格兰的改革则是因为王室与教权发生了冲突，而由英国国王主导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

      在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期间，虽然宗教改革的火焰已经燃遍了欧洲大陆，但是英格兰几乎是岿然不动。亨利八世本人还专门撰写《七大圣事辩护》驳斥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只是他希望罗马教廷能够同意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婚姻无效（这其中涉及到很多和当时英国国家利益相关的政治要素，在此不一一提及）。罗马教廷却拒绝此事，不但如此，还以开除亨利的教籍（也就是绝罚）相威胁，这已经是赤裸裸地干涉英国内政了。要知道当时开除一个人的教籍，就相当于把他放逐于正常社会之外，照此下去，亨利不但王位不保，也可能性命堪忧。

      于是亨利行动起来，在具有改教倾向的神学家和圣职人员的帮助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禁止英格兰宗教事务向罗马教廷上诉，颁布具有新教倾向的《十条信纲》，在信纲中肯定圣经权威、古代信经和前四次大公会议——从而否定了后来天主教的传统权威。在克兰麦主教的影响下，出版了英文全译本的圣经，放于教堂中供人阅读，并开始在弥撒中使用英文。

      亨利驾崩之后，继承王位的爱德华六世继承并扩展了新教改革的路线，他对改革的最大贡献，就是准许神职人员婚配，并以英文《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的崇拜礼仪代替了拉丁文的旧礼仪。“在萨默赛特公爵摄政期间，教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出版了《公祷书》,它的主要作者是克兰麦，它令英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语言的崇拜仪文。” “从此之后，这本书虽然经过数次修订，但永远都保持它出版时作为英国新教主义招牌的独特角色。” 然而爱德华六世只统治了6年即去世，去世后始终忠于天主教信仰的玛丽即位。玛丽对新教徒的态度并非友好。但当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她意识到了政治上需要的宗教和平，因此努力寻找一个折中的方案，最终颁布了《三十九条信纲》，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奠定了英国国教的信仰基础。至此，作为宗教改革产生的主流大宗派之一的圣公会开始形成。

      二、教会的“英国化”：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影响

      正如玛格丽特·迈尔斯所言，英格兰教会的改革是通过政治权威而非宗教论辩得以实现的。 “在亨利的改革中，教理并无任何改变，英格兰只是拒绝罗马权威。但是，在这一行动中，英格兰预示了基督教在现代民族中的前景。” 这个前景，就是孙汉书老师曾说的：“打碎了教皇独霸‘普世教会’的局面，各地各国的教会深深沿着发展它的地方性、自我性的规律建立了起来。” 他还特别指出，英国的宗教改革导致英国国教不论在信仰标准上和教会组织及崇拜仪式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教皇控制，实现独立，“换上英国自己的色彩。” 换句话说，通过英格兰宗教改革，英国教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英国化”。

      首先，英格兰宗教改革实现了教会信仰标准的“英国化”。无论是确定英国王权高于教皇权威的《至尊法案》，还是综合了新教神学思想但却保留了英国教会自身特色的《三十九条信纲》，都在表明，教会的信仰标准除了遵照圣经教导、历代信经和古大公会议决议之外，各个民族地方的教会均有权利根据现实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制定相宜的信仰表达标准以维护教会的合一。

      其次，英格兰宗教改革实现了教会组织的“英国化”。不同于欧洲大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牧师及长老属地的管理模式，更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大一统在教廷之下管理模式，英国教会保留了作为使徒统绪的主教制以实现信仰的传承，另一方面服从于国家政权的管理要求。这样的一种组织形态，无疑和英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是紧密联系的。

      最后，英格兰宗教改革实现了在崇拜礼仪中的“英国化”。用本民族语言做礼拜，根据当时教会所处文化和社会处境调整礼拜仪式等一切努力的成果，最终转化在这一标志着英国教会宗教改革主要成果之一的《公祷书》之中。“这公祷书要取代与简化英国罗马天主教非常复杂的礼仪,并且要使英国人拥有属于自己语言的统一礼仪，以及成套的崇拜灵修与仪式材料。” 这公祷书也成为了团结全世界圣公会的纽带。

      三、历史的比较，现实的启发

      毫无疑问，从历史和神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会。正如丁光训主教所言：“因为就教会而言，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点，正像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的特点，美国的教会有美国的特点一样。”  

      跨越时空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与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竟然有很多神似之处，可为今天的教会中国化提供很多启发。以下笔者略谈三点，以盼抛砖引玉，使我们更多回眸历史，思考当下，以期未来。

      1.英格兰宗教改革和“三自运动”在背景上都有相似之处，都是国内民族意识高涨，社会政治发生重大变革，使教会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做出相应调整，特别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本国教会和社会事务中开展的运动。

      2.英格兰宗教改革和“三自运动”都不是信仰上的教义改造或改变，它们都承认普世的、教会传承的、大公的基督教信仰根基。但都同意在与本国政治文化处境相适应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的改革，调整不合宜的神学思想、教会组织和崇拜礼仪。

      3.英格兰宗教改革和“三自运动”的结果都建立起了民族性的、地方性的教会，并且不断促进教会在本民族和地域中不断本色化。

      综上所述，加以比较后，我想到了丁光训主教曾引用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谈及英格兰教会宗教改革就是一个三自运动时所言：“只有维护自己的性格，热爱自己的根，你才能为普世教会做出贡献。” 尽管时空跨越近500年，社会文化背景大相径庭，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做工的法则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普世教会在地方之中，必须扎根于所在的民族和地域文化，认同所在民族和地域的政治现实和社会制度，在保持根本信仰的同时，不断发展自身的特点，才能丰富普世教会的宝藏。

      这一点，宗教改革时期的英格兰教会做到了，今天我们中国教会也必能有信心做得到。因此我们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圣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展望前程，有主引导，源头活水涌，滋润心苗；主爱长存，公义永恒，力上加力，向前奔跑！”（《赞美诗（新编）》309首）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