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宗教界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贡献了积极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沈子高主教频频与共产党人接触交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从一个角度反应了陕西乃至全国基督教界爱国爱教、作光作盐的爱国情怀。

一

沈子高，字炎若，祖籍江苏吴江，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8月生于上海。1914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科，获文学士学位。1917年，又从圣约翰大学神科毕业，获神学士学位。同年起，任中华圣公会南京道胜堂牧师。在道胜堂工作期间，曾赴英国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进修神学。1934年，获圣约翰大学神学博士学位。同年4月，被中华圣公会第八届总议会两院（主教院和圣品院）选为中华圣公会陕西传道区主教，此为华人担任圣公会教区主教之始。1944年，沈主教离陕入川，在成都华西神学院执教，直到1946年，此间依然兼管陕西传道区教务。1944年，沈主教当选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主教院书记。1946年，沈主教奉中华圣公会调遣，由川抵沪，出任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院长。1952年，中央神学院联合到校址设于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沈主教随校前往南京，任该院教授。1958年，沈主教从金陵协和神学院退休，居于上海。1982年10月21日蒙召归天，享年87岁。

沈子高主教来陕之前，他在圣约翰大学神科的同学浦化人、董健吾先后担任西安圣公会牧师，他们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先后参加了革命。沈主教来陕之时，他的另一位同学钟可托（亦是圣公会牧师）担任陕西省禁烟专员，与共产党有秘密联系。上述同学的爱国行为，对沈主教有很深的影响。

二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之后，周恩来和秦邦宪、叶剑英等亲赴西安，促进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当局控制舆论，封锁消息，一时间，各种谣言甚嚣尘上。为了向国内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周恩来通过钟可托与沈子高主教取得联系，邀请他出面主持一次与宗教界人士的会见。沈主教欣然答应，当即邀请以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为主的基督教界人士在其家中会面。周恩来在会见中即席向与会人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解放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周恩来的讲话通过与会外国传教士，借助上海的一些外文报纸及国外的通讯，得以传播出去，有效缓解了外界以讹传讹的局面，收到了极其良好的效果。事后，周恩来给沈主教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沈主教曾长期珍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钟可托因工作原因调离陕西，临行之前，他将地下党与他秘密联系的一枚毛泽东的图章，和一封以蝇头小字写成的劝于学忠共同抗日的密信交给沈子高主教，嘱其妥善保存，见机行事。沈主教本来打算托张学良的英文秘书钱乃信博士（基督徒，常到西安圣公会做礼拜）将该密信转交，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他冒着危险，将这两件珍贵的革命文物长期珍藏。

在此之后，沈子高主教的家成了掩护革命人士前往延安的住所。浦化人带着家眷前往延安，途径西安时就住在沈主教的家里。国民党当局得知浦化人抵达西安，就派警察四处抓捕“浦牧师”，由于情报不够准确，他们竟跑到英国浸礼会的教堂，找到一位“布牧师”（Rev. Burdett），发现这位牧师是英国人时，方知自己找错了人。沈主教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帮助浦化人一家离开西安，北上延安。董健吾（就是将《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作者埃德加·斯诺〔REdgar Snow〕引入陕北解放区的“王牧师”）经常往返延安，每次途经西安，都住沈主教家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为了支援抗战，沈子高主教组织陕西圣公会立即行动起来，动员信徒缝制棉衣和救护袋支援前线，开办难民所收容从沦陷区逃出的难民，并大力帮助中华基督教会的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开展工作。由于圣公会会所与省政府近在咫尺，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时，圣公会的院子先后被炸13次，中弹23枚。环境如此恶劣，沈主教依然坚守岗位。

抗战期间，八路军在西安设立办事机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沈子高主教与时任“八办”党代表的林伯渠交往甚密。当时，许多爱国青年被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他们前去延安，西安几乎成为必经之路。很多人到达西安，都是先在圣公会住宿，再经沈主教介绍，与“八办”取得联系，转而前往陕北。著名音乐家马可，就是一个例子。另外，沈主教也曾协助一些支持抗战的外国传教士经西安转赴延安。例如加拿大医师包德志（Dr. Brown），此人原系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商丘圣保罗医院院长，为了支持抗战，辞去教会职务，前去延安参加医务工作。包德志途经西安，沈主教热情接待。其时正值严冬季节，沈主教便把自己手上的皮手套送给了包德志。包德志后来经西安回国，“八办”盛情款待，正好在西安的朱德总司令在莲湖公园设宴为其送行，特邀沈主教作陪。

四

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在反共政策的驱使下，进行法西斯特务统治，疯狂地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这一时期，在西安的基督教界人士也常被无端地逮捕，沈子高主教多次设法营救他们。

1944年，沈子高主教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与民主”的演讲，公开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行径，国民党特务为此向他提出“警告”，随之而来的便是往来信函全部遭到检查，处境极为艰难。沈主教知道西安不能久留，便在征得中华圣公会主教院同意之后，于当年前往成都，在华西神学院任教，但仍兼管陕西教区。1944年12月的一天，身在成都的沈主教突然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的电报，要求其即刻回陕，但所为何事，电文只字未提。联想到之前对国民党的抨击，沈主教自知吉凶难料，便有些忐忑不安，但他再三考虑之后，还是登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凸显了他正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性格特征。抵达西安之后，方知胡宗南电告他回陕，是要邀请他为蒋纬国和石静宜主持婚礼。为信徒主持婚礼是基督教圣职人员的分内之事，沈主教便欣然允诺，这是后话。

沈子高主教信仰笃诚，学识渊博，为人耿直，光明磊落，他用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基督作了美好的见证！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交往中，沈主教对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有了深刻的认识，继而与党合作，共赴国难，体现了他胸怀祖国、心系同胞的爱国情怀。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重温沈主教的爱国事迹，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广大基督徒的爱国热情，在新时代，以具体的行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