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70周年。70年来，中国基督教自始至终高举三自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三自办教原则，爱国爱教，荣神益人，指导教会健康、有序、和谐发展， 在世界基督教之林赢得了一席之地，拥有了话语权，取得丰硕成果。

回顾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70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三自爱国运动发起70周年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时，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三自爱国运动不仅是当初向世界发出的一个庄严宣告，更是一盏指路明灯，为中国基督教今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三自爱国运动与祖国同心，与社会同步，探索永不停歇，内涵不断丰富，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质。

一、三自爱国运动使基督教在中国获得新生

没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景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基督徒从爱国与爱教的角度出发，发起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获得了新生。

（一）三自爱国运动发起的背景。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时，靠着不平等条约，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建立教会组织，在教会管理、福音传播、经济运行方面享有特权，有些教会组织或传教士也有意无意被他们的国家所利用，引起中国爱国基督徒的不满，不仅不利于福音的传播，也在教会和人民群众之间造成对立，不利于教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利于福音的传播。丁光训主教说：“中国人长期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十九世纪以后，又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有反帝爱国的传统，而基督教正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入侵的时候，在西方列强保护下传入中国的。中国人民痛恨不平等条约，而外国人的传教正是靠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接受的。这么一来，原来很好的基督教从它传入中国那时起，就难于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它像是列强侵略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似的，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中国有的老百姓有一句痛心的话‘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大家把基督教成为‘洋教’，对它反感很深。特别在解放前后，基督教里面反共反人民的声浪格外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的福音怎么能传得开呢？当时中国是西方差会花钱最多，派遣传教士也最多的传教区，可是信徒始终不多，其中有些人还是所谓的‘吃教’。”[1]这种不利局面引起许多爱国爱教基督徒及教牧人员的重视，觉得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摆脱这种局面，教会才能更好生存和发展，福音得以顺利传扬。

毛主席与吴耀宗会谈

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爱国基督徒主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为此，甚至出现过全国性的自立教会组织，但囿于当时的情势，规模不大，存在的时间也不长。面对“非基运动”[2]，中国爱国基督徒发起了“本色化运动”[3]，积极探索中国教会的前进道路，虽然也取得不少成果，但仍然没有形成彻底改变现状的气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新形势及教会遇到的新问题，在吴耀宗先生的倡导下，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领袖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后称“三自宣言”，指出在新教传入中国后的140年间,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号召全国基督徒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三自宣言”要求“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此，也要“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宣言发表后，迅速获得全国基督徒的热烈响应。9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三自宣言”并发表了《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社论指出“这个宣言是中国基督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三自爱国运动“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向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至1954年，签名拥护宣言的教徒已达40万人以上，几占当时全国新教教徒人数的三分之二。从发起的背景及响应的情况来看，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既有时代性，也有必然性，合情合理，为基督教在新中国的发展迈开较坚实的一步。

（二）从“三自革新运动”到“三自爱国运动”的转变。三自运动起初发起时称为“三自革新运动”。1951年4月，在吴耀宗先生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其目的主要是想在基督教内部进行一些改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需要。但随着运动的开展却发现，这个“三自革新运动”因为“革新”二字引起了一些同工的疑虑，有些同工觉得他们已经实行了自立，是自立教会，无需再“革新”了。为了扩大团结，广泛推进三自运动，在1954年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自此将“三自革新运动”改为“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协会前会长曹圣洁牧师回忆说：“这个运动那时称为‘三自革新运动’，这个‘革新’就是指内部的改革，后来为了扩大团结，改为‘三自爱国运动’。”[4]关于这个问题，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吴耀宗先生曾说过两段话体现了其中的转变过程。他起先说：“现在我们所倡导的基督教革新运动……它的目标不只是清算过去基督教个别的弱点，而也是要把中国的基督教基本地、全盘地改造，使它脱离了西方社会传统的影响，脱离了中国旧社会思想的羁绊，恢复了耶稣福音本来的面貌，使基督教变成新中国建设中一个积极的力量。”[5]在后来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补充：“基督教革新的任务，不只是完成‘三自’；那是基督教对内的任务。但它还有一个对外的任务，那就是革新宣言所说的：‘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6]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图为会议召开地。

（三）实行联合礼拜。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逐渐分成许多宗派，其成因主要是对信仰某些方面的理解有差异，所以在崇拜礼仪和信仰生活习惯上也有些不同。西方差会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因着宗派背景的不同，也在中国出现了宗派林立的局面。各宗派不仅强调自身特点，彼此排斥，缺乏合一精神，失去了基督教内的和谐，也在组织上接受西方差会的控制。三自爱国运动发起后，各宗派教会参加三自爱国运动，断绝了与西方差会的联系，绝大多数教会于1958年走上了联合礼拜的道路。联合礼拜的特点是：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增进了解，促进合作，“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7]

综上所述，中国基督徒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由中国基督教自己发起的自发运动，是中国教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成果丰硕，意义重大。一是表明中国基督徒作为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份子，既有享受的政治权利，也有当尽的社会义务；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基督徒，同时也应该做一个好公民，两者丝毫没有冲突；中国基督徒是热爱新中国，赞同《共同纲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二是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三自爱国运动，中国教会隔断了与西方差会之间的联系，解除了“母会”与“子会”的母子关系，实现了独立自主，对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稳定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三是结束了教会宗派林立的局面，实现了教会合一。四是在国际教会中赢得了许多对华友好的领袖与同道，也使他们更多地看到教会的希望。五是中国基督教脱掉了“洋教”的帽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纳，被政府所支持，在新中国获得了新生，同时也为中国基督教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政治与社会基础。

丁光训主教

二、成立教会性教务组织，进入从“三自”到“三好”新阶段

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徒于1950年全国人民解放以后,在新中国发起的一个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运动。它虽然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但目的不是为三自而三自，而是为了建设教会，办好教会。正如丁光训主教在《我怎样看这五十年？》一文中所说：“1980年，我们在三自组织之外成立基协，为的也就是要成立一个和三自爱国组织相匹配的，指导大力办教的组织。就这样，从1980年起，三自运动进入了办好教会的新阶段，既第二阶段。这并不意味运动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置之一旁了。办好教会这第二阶段正是第一阶段内容的继续、引伸和充实。只有一个办好教会的三自运动才能满足信徒，使更多的广大信徒了解三自和拥护三自。”[8]而且，“办好教会是广大信徒的愿望，……也是祖国对基督徒的要求，是基督徒对祖国应有的贡献，是基督徒的爱国主义表现之一。把教会建设好既是爱教应有之义，也是爱国应有之义，这正是实现吴先生发起三自之初的远象。”[9]要办好教会，建立好基督的身体，三自的内涵就需要丰富，成立教务机构，协调教务方面工作，在自传方面开展更多事工，增强其教会性，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一）提出要从“三自”到“三好”。改革开放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重新落实。中国基督教迎来拨乱反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春天。如何抓住机会，按三自原则开展教会事工，如何把教会办得更好，教会需要有新的思路，有新的方法。1980年10月6日至13日，中国基督教第三次全国会议在南京举行。丁光训主教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致辞中指出，三自成就虽然巨大，但三自任务未了，需要“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即从“三自”过渡到“三好”——治好，养好、传好。他说：“在教会方面，三自运动要解决的，主要是一个中国教会应当由谁来办的问题。答案是很清楚的：自办，中国信徒自己来办。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面临了第二个问题：怎样把中国教会办好，把基督的身体建立好？自治自养自传所强调的是‘自’，自己的‘自’。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要治好、养好、传好。三自从来不是为三自而三自。三自爱国运动在发起之初所看到的远象，就是基督的一个治得很好，养得很好，传得很好的教会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10]但要实现从“三自”到“三好”的转变，光有思想和目的自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抓手，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教务组织来承担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二）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丁光训主教在中国基督教第三次代表会议的开幕词《回顾与展望》中指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根据章程宗旨，有自己的工作任务，如果开展许多教务工作实际上改变了其性质和宗旨。因此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教务组织机构。他说：“在全国一级，成立两个性质不同的机构，比较最为适宜，尽管在人事上可能有一定重复。全国教务组织同全国三自爱国组织是平行的，各有各的侧重，两者有似一个身体上的两只手那样，是密切合作的关系，不是一个领导另一个的关系。有了这两个组织，我们的团结面就更大了。”[11]经过同工们热烈讨论，这次会议最后决定成立基督教全国性教务组织——中国基督教协会。会议决议这样表述：“根据当前我国教会的需要，中国基督教协会将做好各项教牧工作，栽培合主所用的传道人员，出版圣经和灵修书刊，加强与各地教会和信徒的联络。”[12]

全国性教务组织与三自组织并存是不冲突的，也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两者之间是分工合作的关系。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成立，侧重于开展教务工作，这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入。正如在1980年3月1日召开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形成的全体委员《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中说的，“三自爱国组织和教务机构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如同一个人身上的左右手，教务机构成立后，我们的三自爱国工作及其组织当然不是就此结束了，而是要更加加强，更加深入。”[13]丁光训主教也说：“全国三自组织和全国教务组织都是以全国基督徒为主体的组织，一个是中国基督徒作为人民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个是中国基督徒作为信徒组成的信徒团体。如果三自是一个中国基督徒的爱国运动，那么，这个教务组织将代表一个三自爱国的中国基督教运动。这两个都是爱国爱教的团体。”[14]“三自是我们的原则和指导方针，三自组织在职能上的任何改变绝不意味放弃三自的原则和指导方针。应当认为，高举和宣传三自是中国教会和全体信徒的经常工作。在高举和宣传三自之外，由教会和基协以治好、养好、传好的事实来说明自治、自养、自传的正确性和可能性，其效果将是更好的。”[15] 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成立，得到当时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纷纷发言予以赞同。例如曹圣洁牧师曾在发言中说：“我们通过成立教务机构是要寻求建立一个带有中国特征的基督教。它以圣经为准则，而不是以欧美基督教为准则。从属灵意义上说，它是基督的身体。从它在地上的部分来说，它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教会。在过去的三十年内，我们通过实行三自爱国运动，大大纯洁了中国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合而为一’的心自然地增长了，这岂不是神的美意吗？”[16]

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40年来，在三自办教原则的指导下，在《圣经》《赞美诗》《基督教书籍》出版发行，神学院教材及义工培训教材编写、在神学教育、基督教人才培养、教牧人员培训、建立教会、教会崇拜活动、施行圣事、事工经验分享及友好交流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有目共睹的工作。全国各地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成立了省级基督教协会或教务组织，有效开展工作。四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成立，很有必要，十分重要，不仅不与全国三自相冲突，而且深化和丰富了三自的内涵，是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入和发展，有力指导了全国各省教务组织有序开展工作，在中国大地上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荣耀了神的名。

三、新的时代赋予三自爱国运动新的任务——神学思想建设及基督教中国化事工

如果说三自爱国运动在第一阶段是基督教在中国这片美丽的大地上获得了新生，第二阶段重点是落实宗教政策，成立教务组织，恢复神学院校，出版圣经等基督教书籍，开展丰富多彩的教会活动，那么第三阶段，也就是现今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开展神学思想建设，深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事工，使中国教会在神学思想上，在办教思路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基督教两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从下列方面进行。

（一）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使三自爱国运动在“自传”方面更加深入。纯正信仰及讲台信息需要正确的圣经观和神学思想予以指导，对中国教会而言，要有正确神学思想就需要建立扎根于中国文化的系统神学。基督教虽然传入中国两百多年了，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神学，有的教会传递的内容及神学思想，有些保守和陈旧，如否定现世，以信者与不信者来划分人群，听神的不听人的，置自身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认为三自爱国运动是政教合一、迎合世上政权，片面强调属灵，否定理性思考等，加之异端邪教对教会干扰，已远不适应教会和社会的发展。改变这一状况势在必行。

1998年9月13日，丁光训主教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学生会组织的讲座会上说：“我们不要再一味欣赏奚落人、贬低人的神学观点，我们的宗教应该是一个不刻意贬损人的宗教。我愿意看到一个肯定人的价值的宗教的繁荣兴旺。人尽管还不过是半成品，还有罪和缺陷，但是他（她）是受造万物的精华。希望有更多的同学出来回应时代的呼唤。今天我们讲到的人们的种种优秀表现，大多是许多教外的人的好行为。有的基督徒听到这些，可能心里不舒服，因为他们是教外的人，好像承认、肯定教外的人也有好行为，就降低了基督救赎的意义。其实这是我们神学观点的狭隘性。他们在教会之外，但不在上帝之外。”[17] 针对有些同工对神学思想建设的疑虑，他辩证地强调了基本信仰与神学思想建设的关系。他说：“正因为这些基本信仰的不变，神学思想才有必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做出必要的调整。神学思想做出相应的调整，正是为了要保护或保障我们不变的信仰。……把基本信仰和神学思想适当地分开，是三自爱国运动从40周年到50周年这十年期间中国教会在神学研究上的一个重大发展。这一发展使中国基督教就能保证持守纯正的基本信仰，又能有活泼的思想和见证，既能有利于基督徒在共同基本信仰基础上的团结，又能有利于我们做出适应处境的见证。”[18] 1998年11月17日23日，基督教全国两会在山东济南举行全委会，集中讨论了神学思想建设问题，认为调整神学思想有其必然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形成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明确地将神学思想建设提高到教会事工的首位。这次会议被视为“三自爱国运动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会议认为决议“对于巩固三自成果，全面建设中国教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三自运动逐渐走向成熟。”[19]

为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将自传研究小组改为自传研究委员会。之后，提出了神学思想建设的15个命题，供大家思考参考[20]；制定《中国基督教两会神学思想建设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成立中国基督教两会神学思想建设宣讲团，并不断调整和扩大，对纲要进行具体落实。讲师团的工作目前还在不断进行当中，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促进了教会的健康发展。

“神学思想的建设，是要让我们的基本信仰得到更合情合理的解释，从而使信徒更理解和确信自己的基本信仰，使教外的朋友也更愿意去聆听教会有以告人的福音。”[21]可以说，经过二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基督教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取得的成果是丰富的。对神学思想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形成了广泛共识；活跃了教会的神学思考；深化了信徒对信仰的理解；丰富了教会的讲台信息；弘扬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以及增强了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形象，对丁光训主教上述神学思想做了很好的诠释。

（二）新时代赋予三自爱国运动新的任务——基督教中国化事工。丁光训主教曾在他的《三自为何必要？》一文中说：“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特点，正像英国的教会有英国的特点，美国的教会有美国的特点一样。”[22]正因如此，事实亦是这样，中国教会对基督教中国化探索的脚步从未放慢。从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阶段看，不论是其发起、实现从“三自”到“三好”的转变，还是开展神学思想建设，都是从爱国的、教会实践及教义思想的层面积极引导基督教中国化，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为自己的更好发展争取宽广空间。丁主教曾在澳大利亚教会欢迎会上演讲时也说：“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于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23]

2014年8月5-6日，基督教全国两会在上海召开的“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纪念报告中，不仅回顾总结了过去6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取得的成绩，还明确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命题，标志着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探索进入新阶段。一年之后，2015年9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前主席傅先伟长老，在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内涵做了明晰表述：“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中国教会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继承大公教会和宗教改革的传统，在信仰和社会实践中，扎根文化沃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处境中传扬福音、见证基督、办好教会，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4] 指出其目标和任务是“‘建设一个高举基督、保守合一的教会；一个忠于圣经真理、扎根中国文化以及具有处境化神学领受的教会；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生活见证生命的教会；一个与各国各地教会圣徒相通，为普世教会做出独特贡献的教会，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时期，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不断增强与当代中国政治上自觉认同，文化上自觉融合，社会上自觉适应，建立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与祖国荣辱与共，与人民相濡以沫的感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在推进原则上，强调坚持中国化方向，就必须在政治上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党同心同向同行；必须在神学思想上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逐步建立反映中国信徒属灵看见和信仰见证的神学思想体系；必须在教会制度上不断完善基督教两会管理体制、巩固联合礼拜成果，促进教会更大合一；必须在教会生活上融汇中国公序良俗，使崇拜礼仪、圣乐诗歌、教会仪节等蕴含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必须在教堂建筑、教牧服饰、基督教文艺等方面融入中国元素，体现中国特色；必须在社会层面顺应社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基督教两会提出基督教要中国化后，专门成立推进基督教中国化领导小组，制定《基督教中国化五年规划纲要（2018-2023）》，成立讲师团，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学术交流会，编写神学教材，提倡建筑风格、基督教音乐及崇拜礼仪中国化，积极予以推进，形成上下联动，全国行动一盘棋的局面。我们欣慰地看到，在政府的支持、组织的保证、规划的引领及同工们的共同努力下，基督教中国化的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果。

（三）推动基督教中国化，今后还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开展。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2016年4月，他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习主席的这些讲话精神对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界不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要求，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抓好一些具体工作的落实。

1．爱国意识、大局意识需要继续增强。三自爱国运动当初发起的宗旨是中国基督徒是爱国的，中国基督徒要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三自爱国运动也体现出了中国基督徒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表达了共建新中国的良好愿望。今天国家对全体国人提出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宗教团体提出“政治可靠，作风民主，工作高效”，对教职人员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要求。我们需要在按照党的宗教政策、《宗教事务条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宗教界和谐、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把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相结合，并且将自身利益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学法、守法，依法依规开展教会活动，以良好的精神姿态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中，做出自身应有贡献。

2．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渗透工作还需要继续加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徐晓鸿牧师说：“三自历程是艰辛的，从其诞生之时起，不仅被境外敌对势力‘涂红’‘抹黑’，甚至‘咒诅’，而且也有一些国内的基督徒不理解。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势力打着宗教人权的旗号，极力攻击我国的宗教人权状况，他们希望破坏我国基督教的三自原则，破坏我国教会的独立自主精神。特别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渗透，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和‘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紧盯中国的宗教人权，连续21年在所谓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25]韩国的渗透情形也在加剧，情况不容乐观，异端邪教也在骚扰。可见中国教会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想努力办好自己的教会，但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渗透，攻击三自爱国运动，损害三自成果，甚至诋毁政府的花样翻新，手段多样隐蔽，加之有些同工对三自历史了解不多，麻痹大意，放松警惕，我们反对“西化”、“分化”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需要继续加强三自精神的宣传和教育，丰富三自原则的时代内涵，使全体教牧人员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不动摇，在思想上绷紧抵御渗透这根弦，维护三自成果，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维护好三自爱国运动发起的目的。

3．联合礼拜成果需要努力继续珍惜维护，真正实现教会合一。1958年中国教会实行的联合礼拜，虽然使中国教会结束了宗派林立的局面，进到了“后宗派时期”。但“后宗派时期”不同于“宗派后时期”。联合礼拜仍然充满包含着不同礼仪形式的特点，还存在着一些相互不尊重，甚至相互拉羊、彼此诋毁等违背三自原则的现象，远没有达成“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中国基督教会目标。丁光训主教在1988年12月13日全国两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中曾经指出：“对各派信仰和礼仪特点给予尊重的原则，今后在我国基督教不但不变，而且要更好地予以贯彻，不使任何一派感到若有所失。特别要求处于多数的用更多的爱心体贴处于少数的，制定规章制度必须顾到少数的特点。同时我们希望处于少数的也能以大局为重，不要夸大信仰和礼仪方面的个别特点，无视我们基本信仰上基督所赐的一体，从而做出有损于团结的事。”[26]按照《宗教事务条例》《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对联合礼拜的规定和要求。坚持三自原则，维护联合礼拜成果，实现“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仍需要全国各教会共同努力。

4．在文化融合及中国系统神学建设上需要继续努力。丁光训主教在神学思想建设上有一个远象：“我们的前瞻和远景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教会，他的神学思想是丰富的，不反理性的，比较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它能帮助信徒树立比较和谐和言之成理的信仰和见证。这样的神学思想将受到国人特别是知识界以及国际基督教的重视和倾听，他们将乐于和我们平等对话和交流，不再轻视我们而说‘中国没有神学’。”[27]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在神学思想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离丁主教的远象还有不少差距。基督教中国化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只有从神学思想上与中国社会及文化相适应才是真正的适应。正如中国基督教协会前会长韩文藻博士所说：“为了教会的生存与发展，我们要主动适应，不是要我适应，而是我要适应，要调整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神学观点，这很必要。”[28]如今，一些陈旧、保守、激进的神学思想，一些不适应教会和社会发展的神学思想还有一定市场，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优秀文化的融合方面还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神学”还没有建立起来。肖安平牧师说：“建立中国化神学，既有教会和神学使命，又有文化和哲学使命，还有社会使命乃至普世使命。在世界上所有神学中若没有中国的神学是不完整的，但中国的神学必须是中国化的神学，否则不能称为中国神学。”[29]建立“中国神学”任务还很艰巨，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5．神学教育工作有待加强。毋庸讳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事工有了长足发展，全国22所神学院校所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我国神学院校是神学教育、神学思想建设及神学思想研究基地，被赋予了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高素质人才的重任。但有些方面需要或急需要加强推进。例如，教师职称评定还没有惠及所有院校，研究生、博士生高学历人才还非常欠缺，音乐、美术、心理咨询等专业人才还凤毛麟角，神学院校公共专业课教材编写速度需要加快，在神学思想建设及神学思想研究方面的基地作用及引领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仍需发力前行。

6．在基督教艺术、音乐、建筑、服饰等方面需要加速。基督教艺术、音乐、建筑、服饰等是基督教情感、信仰及思想等方面表达的重要形式，对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事工而言具有直观的推动效果。应该说，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已开展了一些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坦率地讲，这方面工作还较滞后，需要加强研究，早出方案，多出成果，展示新气象。

7．社会服务意识有待加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会的发展，我们在服务社会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爱德基金会，基督教全国两会的社会服务部等。但总体而言，教会服务社会的理念还需要开阔视野，需要从服务社会是为了传教到服务社会是体现基督教博爱精神、社会责任及价值的观念的转变。服务程序规范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通过服务社会，发挥光盐作用，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与进步发挥积极作用，展示基督教良好社会形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增砖添瓦。

8．传媒及对外交流事工需要加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后，引起了世界特别是基督教界的关注。坚持独立自主的三自原则，但不等于自我封闭，不与世界友好教会和人事的交往，不进行事工交流，分享办教经验。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在三自原则指导下，在教会建设、文字出版，神学思想建设及基督教中国化等方面开展了大量事工，也在相互尊重、互不隶属，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教会进行友好交流，分享办教经验和主的恩典，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多国家的赞誉，展示了中国基督教的良好形象。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办好中国基督教会，仍然需要继续开展友好交流，讲好各地教会及中国教会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故事，讲好中国发展奋进故事，促进中西方教会及文化交流，赢得友好国家及教会的理解支持，争取更多国际朋友，发挥民间外交的积极力量，为国家的总体外交做出贡献。

回顾三自爱国运动走过的这七十年，成绩是斐然的，中国教会先辈发起的这场爱国爱教运动，使中国教会获得了新生，使中国教会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中国基督徒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中国人民一道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在时代中做出了美好见证。

今天，我们纪念三自爱国运动发起70周年，就是要站在新的起点上，沿着中国教会先辈探索出来的这条正确道路，继续勇敢前行，完成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任务。我们将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三自”道路，深入学习、研究三自精神，发扬、宣传三自精神，深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加大对基督教中国化神学层面的研究和实践，与时俱进，不断融会贯通圣经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之处，挖掘圣经的时代亮光，在新的时代做出新的活泼见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发挥基督教光和盐作用，讲好中国教会故事，在世界基督教之林争取更多发言权，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贡献！

[1] 丁光训，《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1月，第293-294页。

[2]非基督教运动，是由中国知识界众多派别于1922年到1927年发动，由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上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3]是指针对“非基运动”发起的一种爱国爱教运动。主要任务有有二：一是提倡中国教会由中国信徒自负起自治、自养、自传的责任，二是在经济上行政上工作上，以中国信徒为主体，西国教士可以退处于辅佐地位。

[4] 曹圣洁，“与祖国和人民同前进——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宗教》，北京，2020年第5期，第37页。

[5]吴耀宗，“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 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第6页。

[6]吴耀宗，“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新阶段”，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第23页。

[7] 《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

[8] 丁光训，“我怎样看这五十年？”，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1993-2006）》，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12月，第248页。

[9]丁光训，《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9月，第469页。

[10]丁光训，“回顾与展望”，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第101页。

[11] 丁光训，“回顾与展望”，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第104页。

[12] 《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决议》（1980年10月13日），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第113页。

[13]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第91页。

[14] 丁光训，“回顾与展望”，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第103页。

[15] 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第350-351页。

[16] 曹圣洁，“坚持三自爱国方向，把教会办得更好”，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第111页。

[17] 丁光训，“这一时我的神学思索”，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1993-2006）》，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12月，第172页。

[18] 丁光训，“调整神学思想的难免和必然”，罗冠宗主编，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1993-2006）》，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12月，第233-234页。

[19] 《爱国爱教，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年的总结》，《天风》，2000年10月，第12页。

[20] 陈泽民，“我还有话说”，《金陵神学志》，南京，2013年第2期，第11页。

[21] 丁光训，“调整神学思想的难免和必然”，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1993-2006）》，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12月，第231页。

[22] 丁光训，《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15年9月，第48页。

[23] 丁光训，《丁光训主教论基督教中国化》，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15年9月，第25页。

[24] 傅先伟，“‘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是丁光训主教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邱如意编，《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论文集（二）——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16年9月，第21页。

[25] 徐晓鸿，“三自精神代代传”，《天风》，上海，基督教全国两会，2020年第9期，第6-7页。

[26] 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3年10月，第306页。

[27] 丁光训，“我怎样看这五十年？”，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二卷（1993-2006）》，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12月，第249页。

[28] 韩文藻：“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问题”，《金陵神学志》，南京，1999年，第2期，第4页。

[29] 肖安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