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兴办的教育事业

“瑞典中国传教事工委员会”，简称“瑞华会”（SMK），是十九、二十世纪瑞典国教会面向中国的传教组织。从第一个传教士符恺励1887年到来，到最后一个传教士卞教士1951年离开，瑞华会在中国大陆存在了64年。

基督教新教于1807由英国

人马礼逊年传入中国。1818年他在马甲创办英华学院。1877年，在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上，狄考文博士提出鼓励教会创办规模学校的主张。1930年据不完全统计，教会办有小学7000余所，中学300余所，大学（文理与职业）29所。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近代山西,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义和团运动前,教会学校数量少、规模小,仅涉及初等教育；义和团运动期间,大部分教会学校遭破坏；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教育事业逐步恢复,学校数量增多,并趋于完善,出现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还有专门和职业教育,教学内容上加强了科学知识的传授;20年代,由于“非基督教运动”兴起,教会学校受到影响,但仍处于持续发展中；抗日战争中,教会学校再次遭到破坏,因动荡不安,经费短缺等原因,多数学校停办；抗日战争后,虽有恢复,但由于全国内战爆发,也未恢复到原有规模；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学校有的随着外国教会撤离中国而停办,有的被当地政府接管。

1912年,内地会在洪洞创办普润中学。陕西同州老会和蒲城老会（如霍振川长老）多名学生在三十年代就在此上学。

1917年瑞华会在运城经办有崇真男校和女校的中学部。

基督教兴办的教育事业具有近代教育的特点,对教育的近代化起到引导、示范和促进作用。基督教教育事业的目标固然是为了传教布道,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但客观上达到了全面教育的目的。因为,除了宗教道德教育外,还有以科学技术和逻辑推理为主的智育教育；以体操和训练为主的体育教育；以音乐、美术为主的美育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美方面都得到发展,具有近代意义上全面教育的特点。

瑞华会在陕西的教会，除宣

传教义使人信道外，一开始就注重教育。大荔教会1898年创办初级女子小学。男子初级小学创办得更早（约在1892年）。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提倡妇女放足（废除缠小脚恶俗）和妇女上学，无疑是一大进步。1928年办妇女学，1934年改称女子神道师范。从那时到1948年，男、女学校一直存在。另外，还以公会名义办圣经学院（1945年至1948年）。大荔双泉镇教会办有男女培心小学。男女学校学习的文化课与社会学校相同，兼学圣经。神道师范和圣经学院以学圣经为主，为教会培养传道人。除大荔外，合阳、韩城、蒲城（崇正小学）、澄城都办有男女学校。

瑞华会的医疗救护

传教士初来中国，一面传道救人灵魂，一面医治人们身体疾病。

1889年，符恺励牧师先派二人到大荔办戒烟局，为传福音开路。

初开始传道，大荔、韩城、蒲城、合阳等都开设戒烟局、断瘾局。因为当时我国人受鸦片之害极大，许多人因吸鸦片倾家荡产，身衰至死。戒烟局使一些人戒了烟瘾恢复健康。1914年，戒毒活动当年在渭南孝义进行。

1913年，蒲城教会成立。他们开了一家医疗诊所，胡林德是受过了专业医疗训练的传教士。大约有50名病患在年底最后一个月接受了治疗。有一些鸦片成瘾者不敢去教会的戒毒所，但是有9名被送到了华州传道站的诊疗所。1914年的报告显示，蒲城的医疗诊所治疗了250个临床病例，其中15个是手术治疗。

1894年，伯信诚牧师开办大荔诊疗所。他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伯牧师的诊疗所，因为采

取了先进的西医技术，病人治愈率很高，前来就医的人络绎不绝。爱教士、宋师娘除传道外，依所学产科医术接生。1894至1899年的5年之内，为500多名妇女接生。许多人因此而改变了起初所持敌视态度。据1915年的记载，这一年有260名病患接受治疗。此外，对380名的病患进行到家看病。进行了9次手术，其中7个用了氯仿麻醉，

吴周泰牧师1917年在大荔创立红十字会，招聚学员学习医理，救死扶伤。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但终久弱不抵强，大片国土沦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尊卑贵贱，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基督教人士纷纷加入抗战，鉴于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无人照管，景况惨不忍睹，首先由陕西的基督教会发起组织“负伤将士服务协会”，继而各地纷纷响应。重庆成立了“全国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聘请“基督将军”冯玉祥为名誉理事长，范定九为总干事，后来又挂上“军事委员会后勤部负伤将士服务协会”的牌子。伤病员的治疗医药与生活需要，完全由国家供给，如医药由后方医院供应，所需口粮（每天二两大米），到兵站领取。服务队人员的生活与办公用品，由协会统筹解决。队长、所长每月生活费40元。冯玉祥出国后，由孔祥熙（行政院长）继任理事长，在西北地区的组织名称是“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西北区总队”。全国协会下设十个大队，西北区总队下辖第一大队（十个招待所）和第三大队。大队部管中队，中队管招待所。每个大队约40至50人。华阴杨励吾长老当过第一大队大队长，大荔文超伯牧师当过第三大队大队长。

服务协会宗旨：“本会为一纯粹宗教服务团体，其目的在团结爱国家爱教会之有志青年为负伤将士服务，略尽对于抗战建国应尽之天职，以光大基督救人救世之宏愿。”

当时同蒲老会的年轻传道人，据说大多数都参加了伤兵招待所的服务。像大荔的文超伯牧师，李志正长老（生于1905年），华阴的杨励吾长老，潼关的冯耀光（生于1908年）长老，李俊峰（生于1911年），蒲城的霍振华长老，武永祥长老（他们二位还被日军俘虏，在铁工厂作苦役半年，后来设法逃离，受尽辛苦），韩城的卫志超长老（生于1916年），胡养涵，薛文蔚（生于1912年），合阳的刘容川（生于1905年），渭南的李志敬（生于1918年），等等。其中还有笔者的父亲银元济长老。他参加的是第三大队，他当过所长，中队长和大队部秘书（文超伯牧师是大队长）。从1938年开始到1945年战争结束，他们辗转陕西、山西、河南，哪里有战事，就到那里。主要工作是接受伤病员，进行初步的救护，然后转运后方医院；还有掩埋尸体，动员支前，组织担架队，进行抗日宣传等。救护对象是国共两党的抗日军人和所有战争受害者。

本文选载自《陕西省基督教》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