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学教育不但为教会输送人才，使其后继有人，同时也为教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前进方向；它既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传播，也是属灵生命素养的教导和培育。基督教神学教育在中国的历史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它却在当今中国1.8%比例的基督徒群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神学家赵紫宸强调，教会人才训练的目标，不能只培养济教会之急用的普通人才，而是造就“能充分尊重本国文化，充分了解祖国精神遗产的特质”的教会领袖。这位神学家也曾叹息道：“最容易办的是医院，其次是中小学校，其次是大学，极不容易办的是神学。”“如何做好神学教育事业，更好地借着神学教育来满足教会的牧养，让神学体现在它的社会性上，实为重要。刘廷芳主张神学院校应当成为国际化、本色化、研究型、跨宗派和学术自由色彩的神学教育机构。”

　　在办学中，神学教育要摆脱“重学而无神”或“重神而无学”的现象。在神学院校中，在神学信仰与知识的追求过程中有一些偏差。有的神学院校出现重此薄彼，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与理性信仰的认识上也出现张力。如何正确地引导神学教育在信仰与理性、属灵与知识、灵性经验与认知等方面的平衡，也是当今神学教育工作者反思的问题。我从四个维度来探讨神学教育与中国化。

　　一、神学教育中国化维度之一——神学教育的方针性

　　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委员会厘定了我国神学教育的办学方针，确定了各神学院校的分工办法，推动了神学教材及有关文字的编写，不断促进神学教育事业迈向规范化，对中国神学教育事业的更好发展起了很大的主导和推动作用。

　　神学教育委员会制定并推进中国神学教育的办学方针。一九八五年的莫干山神学教育座谈会上曾提出了我国神学教育的办学方针是要培养爱国爱教，坚持三自道路，在灵性上和神学上有较高造诣、品德优良，身心健康，能在灵命上供应信徒，带领信徒的各种人才。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力求使神学生在灵、德、智、体、群各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灵，是指学生灵性的装备、属灵生命的追求。学生要有美好的灵性和灵性修养，可以带动和影响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素质提升；德，是指学生的道德素质的要求。神学生不但要求有灵性素养的造诣，也要注重道德品性。有话说“德才兼备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毒品”、“无才无德是废品”；智，是指神学生在智性方面的要求；体，是指神学生的身体素质的要求；群，是指神学生的群体性生活而言。

　　根据以上的办学宗旨，有的院校提出了在实践施教上应坚持贯彻五个并举的方针，即传授知识与造就灵性并举、神学理论与灵性经验和教会实践并举、注重道德修养与灵命长进并举、培养爱国热情与爱教热心并举、面向社会与面向教会并举。

　　二、神学教育中国化维度之二——神学教育的“三自”性

　　从1807年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文化土壤扎根，一直是基督教界和文化界人士不断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基督教教会坚持走“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的爱国道路。“三自”原则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是:中国教会若不扎根于中国土壤，怎能为国人传福音？实行“三自”原则的中国教会仍然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丁主教指出：“任何具体的教会的自我无法独立于两千年的普世教会的自我，后者给前者提供营养，前者也给后者贡献她所见到的基督的丰富。”“三自”原则在中国基督教会推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使基督教取得民族性认同，这不但不违背普世大公教会的原则，而且是对普世教会的一个独特的贡献。

　　“三自”特性如何体现在神学教育中？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六十年的进程中，神学院校如何实行“三自”？首先是要求神学院校中的教师坚持这一爱国爱教的原则，教授“三自”教育课程，让神学生们了解“三自”的历史、发展及现实意义，以致回到各自教会后能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

　　中国神学家赵紫宸博士说：“如果没有中国领袖人才，就没有本色教会，教会就不能经济独立，就不能自治，就不能自传。”

　　自治，是指教会和神学院校独立自主，自己管理，不受外来教会或某种势力的影响；自养，是指教会和神学院校自筹资金，养活自己。在经费上不受外来教会或某些势力的牵制；自传，是指教会和神学院校自己传扬福音。同样也不受外来教会和某些势力的帮助和支配。

　　总之，自治、自养、自传是现阶段中国教会推动教会发展和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对外的交往中，中国教会也是奉行这一重要原则。

　　三、神学教育中国化维度之三——神学教育的教会化

　　神学教育既是为教会服务的，也是为教会培养人才，使之后继有人，完成耶稣交付的使命。金陵协和神学院已故汪维藩教授认为，中国教会应有自己的释经神学观，应该从圣经文本寻求真理、寻求信息、寻求亮光、寻求供应，从而使研读圣经的人被真理的信息和亮光所感化。使来自圣经的这些异己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一意义上的“理解”，意味着向圣经文本“敞开自己，从中接受一个扩大了的自我”。

　　在神学和教会的关系上，汪维藩也认为，“神学离不开教会，教会也离不开神学。神学家是教会的教友，教会是神学家心灵准备的场所。有教会然后有神学。”大多数的神学院校为了接地气，都和地方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神学生在周末的时候去教会实习，锻炼他们与会众交往的能力，学习咨询、接待、教唱、主持、讲道等，在圣工上参与。为的是让神学生们将来能适应教会的工作。神学院校也设有一些关于教会历史、教牧实践等方面的课程，例如《教牧学》、《释经学》、《崇拜学》、《讲道学》等。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使神学生零距离地认同教会的属性及教牧与会众之间的牧者与羊群的关系。

　　四、神学教育中国化维度之四——神学教育与中国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既然儒、释、道均能在中国生长发展，基督教也必然在中国生存下来。如何让基督真理与中国百姓接地气，这就是关乎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面对中国神学教育的中国化问题，神学家赵紫宸先生早有提议，他在《本色教会的商榷》一书中说：“教会应有一个规模的全国的计划，应当具体决定在此后一二十年内应用才能超卓的领袖若干人，著作家若干人，布道家和管理会众者若干人，城市工作者若干。只要把力能创造本色教会的中国领袖的‘量’、‘质’、‘程度’等决定后，就不怕没有人来。只要教会愿意得人，人就为他所得。”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的非基督教运动之中和之后，教会学者对中国的基督教会作了许多反省和反思，并设计了种种改造方案，本质上都是要使基督教更多地与中国文化结合，且更好地为中国人接受。

　　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认为，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是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重要目标，是基督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必然要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中国教会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在信仰和社会实践中，融汇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践行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处境中更好地传扬福音、见证基督，办好教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这样表述基督教中国化的含义。他认为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

　　在2013年中国基督教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国家宗教局蒋坚永副局长指出，“基督教中国化”是“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服从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根本利益”;“要深化神学思想建设，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中国社会进步的时代信息，对基督教教义教规做出符合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要求的阐释”。以及“要按照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自觉抵制境外势力利用基督教对我国进行的渗透活动，反对一切外来势力的控制和干涉”。

　　习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王治心认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接近“根本的问题，不是在形式方面，乃在精神方面。”如只有形式上的接近，那“仍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16}以上这些见仁见智的观点都为基督教中国化提出了丰富的内涵和诠释，自然也为神学教育的中国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能掌握今日神学教育，谁就能掌握明日的教会。”因此，神学教育的确与教会前途息息相关。若要使教会明日更兴旺、更健康，就必须关心今日的神学教育。如今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号召，已成为全球人最关注的话题。基督教在中国不但发挥其现实的积极作用，也会对神学教育产生良好的影响，带来积极的意义。古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印度、波斯、罗马等文明古国，是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通道。基督教也和佛教、伊斯兰教一样，通过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向远方传播。我们今日的神学教育也应当为“一带一路”的时代意义产生影响，发挥神学教育的积极作用，为中国当代教会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更多新贡献。

转载自《陕西基督教》2016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