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化不是“土生”，因为信仰的根源是圣经，然而神学却可以“土长”，因为基督福音的种子，可以在任何地区生长。历史证明，福音的适应性是极其惊人的。我们所努力寻求的本色化，就是如何使那些器皿成为福音的宝藏和传达的有效工具。而不是混合、代替和扬弃，而是为之“成全”。

　　中国教会在全面独立之后，自然会走出西方文化背景的基督教，调整自己进入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与中国人民相认同。同时，要求产生一批能够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教会领袖。赵紫宸曾指出没有中国领袖就没有本色教会。本色教会的领袖应能体现本色的基督教，并能教育信徒致力于建立本色教会，因而他必须对中国文化的精华有深刻的了解，又具备虔诚的宗教信仰及高水平的神学素养。本文结合民国时期，陕西本色化教堂建筑来说明本色化的重要性。

　　一、基督教新教在陕西的传入及教堂建筑

　　基督教新教传入陕西最早是内地会。1876年，中华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F.W.Baller）、金辅仁（G.King）从汉口出发，沿汉江而上，来到陕西汉中。中华内地会成为最早进入陕西的外国差会，鲍、金二人成为最早来到陕西的基督新教传教士。

　　其次是浸礼会。关中的福音是1886年前后，由山东移民到三原县，并在当时已发展了不少基督徒。后由在山西太原传教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1845－1919）于1991-1895年间派遣传教士邵涤源（Shorock）、敦崇礼（Duncan）、莫安仁（Morgan）先后来到三原进行牧养。

　　1903年英浸礼会，在西安东关东新巷一带购得土地50余亩，设立了差会办事处，是为浸礼会在陕西的总领导机构。传教士邵涤源在长乐坊建造“耶稣教堂”，1909年落成，又称“长安堂会”。

　　1915年浸礼会在三原建立教堂。是以砖混为基础的土木结构的建筑，建筑面积288平方米，最大跨度约12米。该堂在建筑上既有西方教堂的特点，又有中国建筑的模式，两种特色完美结合，成为中西合璧的建筑典范。

　　1919年在英国浸礼会牧师邵伯清等主持下，得到西安商界基督徒支持，集资修建南新街教堂。建筑风格为中西结合，当时教堂占地11亩，附属房屋20多间。教堂距繁华的东大街不足百米。

　　二、教堂建筑风格

　　1.西安市东关东新巷教堂。平面呈“十”形，教堂为7间，拱形木架结构。东、西两侧设过廊，各有18根砖砌梯形柱，南、北两侧山墙正中辟圆拱形玻璃窗。后来教堂周围建有医院及崇德学校。“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堂被占用，损毁严重。1984年重新维修，基本保持原样，教堂室内呈十字结构，在讲台的两侧有两耳房，既增加面积，又呈典型的十字架风格。

　　据考证，这个教堂是浸礼会在整个陕西关中建筑的第一所成规模的教堂。具有浓郁的哥特式建筑的特点。在设计中利用十字拱，也叫尖肋拱顶、飞券、修长的立柱，以及新的框架结构以增加支撑顶部的力量，使整个建筑以直升线条、雄伟的外观和教堂内空阔空间，再结合镶着彩色玻璃的长窗，使教堂内产生一种浓厚的宗教超然气氛，教堂的平面仍基本为拉丁十字形。正方形或矩形平面四角的柱子上做双圆心骨架尖券，四边和对角线上各一道，屋面石板架在券上，形成拱顶。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同跨度上作出矢高相同的券，拱顶重量轻，交线分明，减少了券脚的推力，简化了施工。但是少了哥特式建筑，就是在其西端门的两侧没有一对高的尖塔。（见图1）

　　2.咸阳三原县东关教堂。此教堂的整体布局用中国的砖木结构。青色的瓦顶极为壮观。墙体的外部是青砖，内部则是泥坯，地面用磨制的石板铺成。教堂的堂面，正中是硕大的罗马圆拱窗户，窗的顶端为雕花的匾额造型，上书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基督教堂”，教堂的顶尖，高耸着红色十字架。两侧是对称的钟楼，顶端是中国传统的飞檐琉璃瓦形式，檐上有祥兽，檐下有风铃。钟楼的底层，是教堂的入口，形成两个拱门，拱门上面各雕有展开的皮卷式的浮雕，左边上书“因信称义”，右边上书“赖恩得救”。两侧的窗户均是拱形，类似彩色玻璃的教堂分格。屋顶形式丰富多彩。采用了攒尖基本形式，并有了重檐顶。以后又出现了勾连搭、单坡顶、十字坡顶、盂顶、拱券顶、穹窿顶等许多形式。为了保护木构架，屋顶往往采用较大的出檐。堂四角有飞檐，装饰瑞兽，极具中国特色。（参图片2）

　　3、西安市南新街教堂。民国8年（1919年）由浸礼会建的第三座教堂。教堂运用了中国的对称建筑风格，南面的正大门保留了，教堂的圆拱形窗户，象征三位一体的彩色玻璃。教堂的两侧不是高高的尖塔，而是极具中国风的钟楼塔顶。两侧的门柱，砖雕风格带有明显关中民国时期的味道。

　　室内建筑则使用了中国斗栱形式的建筑风格。斗拱是中国木构架建筑中最特殊的构件。斗是斗形垫木块，栱是弓形短木，它们逐层纵横交错叠加成一组上大下小的托架，安置在柱头上用以承托梁架的荷载和向外挑出的屋檐。

　　室内采用的是中国传统抬梁式结构。是沿房屋进深在柱础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重叠数层瓜柱和梁，再于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组成一组屋架。平行的两组构架之间用横向的枋联结于柱的上端，在各层梁头与脊瓜柱上安置檩，以联系构架与承载屋面。檩间架椽子，构成屋顶的骨架。这样，由两组构架可以构成一间，一座房子可以是一间，也可以是多间。（图片3、图片4）

　　三、教堂建筑风格分析

　　我们从英国浸礼会的早期教堂建筑中不难发现，中国风格在教堂中的体现是逐渐加深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也是在不断强化。从最初西安东堂有一定的中国元素，到三原东关教堂融入中国建筑风格，再到西安南堂有更多的中国建筑风格，是这非常大的进步，体现了很了不起的认识。

　　上海现存的唯一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鸿德堂。最初名为思娄堂，是为纪念美国北长老会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娄理华的。1925年，思娄堂北迁重建，并改名为鸿德堂，以纪念1923年去世的费启鸿，1928年10月，新堂落成。而三原的中国化教堂比上海的整整早了10年。[陈丰盛的博客，“‘我的教会’-本色化教堂的意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e9822f0102vub7.html。2016年7月引用。]

　　义和团运动之后，教会中有识之士引起了反思。教堂建筑与陈设的本色化成为宣教策略改革的重点之一。传教士们对基督教的外包装上不再热衷于仿哥特式等西方教堂建筑样式，更加倾向于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及与教堂崇拜适用功能作为切入点，希望从教堂的风格上改变中国人心目中所沉淀的“洋教”形象，但又不失却崇拜功能对建筑空间的要求。

　　1920年前后，在民族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冲击之下，特别是五四运动和“非基运动”，在中国基督教界引起极大的震撼和影响。本色化运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教会人士开始反思、检讨，希望改变基督教的“洋教”形象，除去本不属于基督教本身的西方因素和不合乎中国习俗的内容，建立真正的中国教会，而教堂的设计风格对宣教有重要的推进作用。西洋风格的建筑虽招人关注，但其文化上的亲和力总是难以进深，本色化教堂有内在难以言喻的亲和力，有助于拉近基督教与中国人的距离。正如周风所言：“教会里的建筑布置，多采取中国的美术，必能使人民容易接近。若是用外国式的，必引起人民‘非我族类’的感想。”

　　1922年，在上海举行以“中国的教会”为主题的全国基督教大会，重在讨论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本色教会、中西教会之间的关系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教会中的地位等问题。会上宣读了《教会的宣言》，明确提出“中国的基督徒要通力合作，消除西方传来的宗派主义，为建设自养、自立和自传的本色的基督教而努力。一方面力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杨天宏著：《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283而。]

　　结语：基督教信仰必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表达出来，但它并不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因此，教堂本色化不是一味模仿、使用中国古代建筑，仅仅效法传统的建筑风格；也不是放弃汲取西方优秀的建筑理念，勉强把教堂和中国传统建筑结合起来。教堂本色化是指基督教建筑与本土建筑的结合过程，以求帮助基督教更好地适应在中国的成长。

　　基督教中国化不是复古，不是盲目效法传统的风俗习惯，也不是拒绝与西方教会合作的排外主义，更不是盲目抛弃西方基督教悠长历史的属灵传统，勉强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拼接在一起的“本位主义”陷阱，而是让信仰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扎根。[李锦纶著：《永活上帝生命主》。中福出版社：台北，2011年，第三版。第83页。]事实上，每当基督教主动渗入民族文化时，这个过程就不仅仅是一个基督教被吸收到民族文化中去的适应过程。

　　今天在教堂设计中，要考虑现代人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孤独寂寞感；生活的快节奏，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经常感到身心疲惫和紧张；贫富差距拉大及强烈的物质刺激，导致人们心理失衡；虽然信息化高度发展使人际间的联系简便快捷，但人际间的疏离感却日益增长。教堂建筑处在城市化的洪流中，它不应成为冰冷呆板的建筑，它要带给人们的应该是温暖与爱，成为人灵魂精神家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