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28日，中国基督教40位教会领袖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便是著名的《三自宣言》。在这篇不足千字的宣言中，中国教会的前辈不仅阐明了基督教在新中国的任务，而且毫不隐晦地指出，现在所倡导的三自，是中国基督教已经在开展的运动，并且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宣言说：

　　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

　　引文中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十分丰富，首先，基督教在新中国努力的目标是培养“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继续推进业已开始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这场运动在过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期望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大环境下，尽快完成这项任务。文中提出的“自治、自养、自传”被形象地总结为三自，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基督教的重要任务。

　　那么，中国基督教过去已经倡导的三自运动是什么呢？答案当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所谓自立，是指教会在行政、财政、人事等各个方面，皆由本地教会中国信徒或传道人负责。换言之，教会的一切事务，包括行政与教务，皆由中国人自主。同时，也尽可能由中国信徒的奉献来支持教会的日常工作。

　　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有一些先进的传教士和中国传道人发出教会自立的呼声，有的地方甚至已经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从传教士方面看，19世纪后期，有少数传教士意识到教会自立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大胆任用中国同工，主张用中文作为教会办公语言，报刊杂志上多用儒家词汇。最为实质性的举动是创办神学院，通过系统的神学教育来培养中国传道人。统计资料显示，1876年，由传教士主办的神学院（不一定都叫神学院），共有20所，在校学生231人。这股办学之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而且从19世纪后期开始，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也不断扩大，有许多神学院发展成为大学，神学院则成为大学中的一个部门。

　　从中国传道人方面看，自19世纪后期起，由于一些知识分子加入中国教会，他们中有不少人拥有较强的民族意识，早期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就在这些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传道人中开始了。

　　陈梦南(1841—1882)，名觉民，字梦南，号梦觉居士，新会外海人。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品学皆优。30岁那年，有一天，偶然的机会，他进入八约浸会，听了一场道。礼拜结束后，会众先后离去，陈梦南则久坐在教堂里，陷入沉思，显然受到讲道的触动。八约教会的黄梅牧师见状，主动与他交谈，事后，还送了一本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撰写的《天道溯源》给他。

　　陈梦南回到家后，认真阅读《天道溯源》，深有感触。此后，常常前往教堂，与黄梅牧师谈经论道，黄梅牧师则不断向他推荐书刊，两人因此交谊甚厚。第二年，教会兴办义学，招收贫困孩子入学，陈梦南应聘任教，时年31岁。不久又受浸加人教会。

　　当时，社会上对于教会及信徒多有传言，称基督教为洋教，与中国礼仪不符，伤风败俗。受洗加入教会的人，不过是看中了洋人的金钱，吃教而已。陈梦南听到这些议论后，深感不安，寻思改变。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中国信徒一道同心祷告，期望办一间中国信徒自己的教会。不久便用筹得的资金，在广州珠江南岸租了一间屋子，开始自己办教会。为了专心办教，陈梦南辞掉了教会义学的教席。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在南洋华人信徒的资助下，陈梦南在长堤潮音街购买了一间房子，稍加装饰，充作教堂。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就以所购房屋为基础，成立了“华人宣道堂”，开中国人自立教会的先河。陈梦南一边传教，还一边与传教士合作翻译灵修著作，因劳累过度，于1882年去世，年仅42岁。

　　席胜魔（1835-1896年），本名席子直，山西人，前清秀才，因吸食鸦片而愤世嫉俗。1879年，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到山西赈灾，出了六个题目向山西各界公开征文，征文共设四个奖项，其中头奖可获纹银三十两。席秀才用不同的名字写了几篇文章应征，结果，在四个奖项中，他一人独得三个。为此，李修善请他作自己的中文教师，不久席秀才信主，戒掉鸦片烟，更名席胜魔。1881年，席胜魔在山西邓村创办福音堂，倡导自立、自养、自传，不与任何差会发生隶属关系。1886年，席胜魔成为内地会牧师，更加积极地在山西洪洞、平阳、大宁一带推动教会自立，鼓励信徒走自立与本色化的道路。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努力，从总体上看，19世纪自立教会的比例还是非常少的，尤其是要做到经济独立，难度实在很大。据统计，1876年，全国有教会312处，完全自养的有18处，到1889年，共有教会522处，完全自养的有94处，所占比例都很小。

　　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得以普遍开展，并且取得明显效果，是在20世纪头三十年。段琦在其著作《奋进的历程》中，对20世纪头20年中国自立教会作了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类。

　　综上所述，1902-1920年中国教会自立运动基本可分三大类：

　　第一类是强调脱离外国教会，力求成为“中国人的教会”，力主“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这类教会主要在华东地区发展。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就属于这类教会。

　　第二类是华北的中华基督教会模式，以联合与自立相结合，在组织上脱离外国教会，联合不同教派的中国信徒，但仍与各差会保持良好关系。

　　第三类是在教派内发展自立自养，与差会保持合作关系，这类教会模式主要在华南。如闽南厦门、漳州、金井等教会均如此。

　　俞国桢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成立于1906年，发起人是上海闸北长老会堂的俞国桢牧师，他在自己负责的闸北堂的基础上创立了这个自立会。自立会订立了九条简章，其中第一、二条说明了该会的命名与宗旨。

　　一、命名：本会之设，由各会华教友，忧教案之烈，悲外患之日亟，为消弭挽救而组织，具有爱教爱国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故定名曰耶稣教自立会。

　　二、宗旨：本会既命名自立，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以期教案消弭，教义普传及调和民教，维持公益，开通民智，保全教会名誉，顾全国家体面为目的。各会华教友，不分彼此，不限区域，庶几联合同志，合而为一。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一经成立，得到全国教会的响应，到1915年，加入自立会的教会已遍布16个省及南洋各地。1919年，在上海江湾建永志堂，作为自立会全国总堂。1920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共有会所189处，会员一万多人。到1924年，会所达到330处，信徒则达到2万多人。

　　中华基督教会起源于山东潍县，1908年，山东长老会20多人在潍县开会，讨论在华北传教的问题，结果，一致通过以中华基督教会的名义在这些地区传教。这就是中华基督教会的由来。

　　20世纪初，除了自立教会兴起以外，还有本土教会，也不容忽视，因为它们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深厚的本土化色彩。本土教会主要有1917年成立的真耶稣教会，发起人为魏保罗，1921年成立的耶稣家庭，发起人为敬奠瀛，以及同年成立的聚会处，发起人为倪柝声。关于这三个教会的情况，当另文介绍，此处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