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大学的挽歌

      19世纪，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不仅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一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宗教也汹涌进入国门。传教布道教育先行，教会兴办教育始于中世纪欧洲，历史悠久。基督教初入国门，受到中国朝野的鄙夷和抵抗。于是各教会组织纷纷创办学校，“曲线”传道。让孩子到教会学校读书，向全家传扬耶稣福音，教化的作用很快显现。为进一步取得在华传教的优势地位，20世纪初，各大教会陆续将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中国教会大学由此演绎出半个多世纪的兴衰历史。

　　一、教会大学创立和发展

　　沿袭新教遗风，美国教会与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极深的渊源，不少美国名牌大学都是由教会创立的，比如1636年美国清教徒就创立了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其后的康奈尔、耶鲁等知名大学也都是由教会出资创办。美国教会大学在美国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学位也被广泛认可。

　　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并非北洋大学堂，而是19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教会兴办的圣约翰大学。它的前身是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为沪上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是中国首所全英文授课的大学。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的美誉。学生多是政商名流或富家子弟。

　　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多项第一，尤其奠基了中国现代体育教育，拥有中国第一所现代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于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体育运动健将，多次获得运动奖项。圣约翰除了培养出像林语堂这样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时代的风云人物，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育英义塾并迁址杭州。1914年改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之江大学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亲手消灭了之江大学。

　　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弄堂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早年全家在之江大学生活，父亲担任学校的牧师。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读完大学回杭州传教，将学校升格为之江大学。他的弟弟司徒华林曾多年担任之江大学校长，一家人都与教会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创办之江大学之后，又转战北京，将汇文、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三所教会学校合并组建了燕京大学。为了购买合适的场地建校，司徒雷登发动国外教会组织四处募捐筹款，并向美国豪富和中国官绅游说化缘，终于在北京西郊高价购买了数处前清王爷庄园，其中一个园子购自陕西督军陈树藩之手，燕京大学就此诞生。司徒雷登成为首任校长。燕京大学共存续33年，司徒雷登主持校务前后达27年之久，将半生心血奉献给了燕大。

　　对于创办燕大，司徒雷登曾经感慨“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和他们是一类”。经过他不懈努力和美国教会的鼎力帮助，先后筹集经费250万美金，实际花费360万美元，延请美国设计师亨利墨菲精心设计，按照中国古典宫殿园林风格打造。一所中国近代校区最大、环境最优美、教学设施最完备的高等学校矗立于北京城。司徒雷登还牵线撮合并募集资金，组建了哈佛燕京学社，使名不见经传的燕京大学与世界名校哈佛有了攀附，一时在国内名声大噪，吸引来谢冰心、费孝通这些优秀学子。

　　抗战胜利后，美国为调停国共关系，派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不久赶上蒋氏政权覆灭。毛泽东发表的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将其作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极尽讽刺揶揄，“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由此在中国家喻户晓。他自认为是一个血统上的美国人，实际的中国人。之江大学、燕京大学寄托了他毕生的追求，尤其燕京大学是其后半生魂牵梦绕的地方，他去世前唯一的心愿是想安葬在亲手修建的“燕园”中。后来的政治气候注定这位燕大校长的心愿无法实现。前几年，经各方努力，才将司徒雷登归葬在杭州之江大学旧地、他生前居所前面山坡上。老司天若有灵，也聊以自慰。

　　比司徒雷登与教会大学更为密切的是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父，早在民国初年就有“办学狂人”的雅号。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马相伯出身天主教神职世家，出生不久便受洗礼。他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晚清时在朝鲜曾与袁世凯同僚，襄助政事改革。他于1901年隐退上海时，将祖产三千亩良田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设法满足马相伯心愿，帮他实现了办学梦想。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芦家湾创建，学校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引起教会不满。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崇尚宗教理念的法国神父南从周负责震旦校务。马相伯被迫于次年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马相伯还与英敛之联袂创办了著名的辅仁大学。

　　与马相伯和天主教会兴办的几所大学相比，耶稣教新教各差会兴办的学校更多。美国教会在华办学尤为积极，几乎包办了在华所有学校。像金陵、齐鲁、东吴、岭南等教会学校都有着相同创办过程，就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由美国教会在1904年创办，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听女生早了整整15年。以至于英国同行传教士惊呼：“差不多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和美国人支持的。”

　　几年后创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结为姊妹学校，金陵女大先后毕业999人，人称999朵玫瑰。金陵女大开了中国教育“女禁”先河，女子高等教育从此在中国兴起。

　　国外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已蔚为大观。其中大学有十多所，星罗棋布于中华大地。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复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辐射力基本可以覆盖全国。虽然这些学校大多规模不大，在校学生也只占全国在校学生百分之十五左右，但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非常高，教务制度非常完善，引领着当时全国高校的教学水平，奠定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石。

　　二、教会大学专业和质量

　　教会大学起点高，制度完善，各校名师云集，而且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校的医科，为当时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仅从金陵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就不胜枚举，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

　　教会大学的专业设置各具特色，比如金陵大学的农科，胡适之曾极具赞赏地评价金大农科，“国民政府的农业科研实力在南京，南京农业科研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台湾农业推行的“经济复兴”改良运动，大部分农业技术推广骨干力量都是金大的高材生。

　　像金陵农科一样有名的要数东吴大学的法科。学校一开始就采用欧美的案例教学方式，模拟法庭控辩，学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和案例模型，唇枪舌剑，实战演练，并不死记硬背法律条文。东吴法科的教材都是美国原版，美国法官全英文授课，培养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法学专家。在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著名“东京审判”中，中国的法官团的法官，绝大部分出自东吴法科。当时许多有志青年都是冲着法科报考该校，以至于在校学生一半都是法科专业，就连小说家金庸先生也是东吴大学法科的高足。东吴大学部分专业1949年迁徙台湾后，经过砥砺发展，其法科香火仍然一脉相传，至今仍翘楚台湾。

　　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就卓著，对中国西医发展贡献巨大。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西医教育，输入了西方先进医学技术，改变了中国人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推动中国健康事业天翻地覆发展。比如协和医学院是上个世纪中国条件最好、质量最高的医疗教育和临床科研机构，不仅培养了大批临床医生，更重要培养了众多高层次医疗专家，对提高全国的现代医疗水平发挥了火种作用。

　　教会大学设立，虽然政府没有计划，教会自发创办，但学校遵从市场规律，并不重复雷同，各个学校专业特色突出，学者大家云集，培养的英豪才俊多如繁星。公允地说，20世纪教会大学培养输送的大量人才，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

　　当时教会学校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的承认，有的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高质量的教会大学，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与西方的距离迅速缩短了几百年。中国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媲美同时代的欧美大学教育水平，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一支重要力量。

　　三、教会大学的地位和作用

　　教会大学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几千年来，中国沿袭的官学、书院、私塾等传统教育模式都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相去甚远，无法培养起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人才。而教会大学的进入，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中国塑造了样板，使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融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大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对中国社会教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中国教会大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当代历史学者章开沅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评论说，中国教会大学与非洲的教会学校相比，处于更高的教育层次，与印度的教会大学相比，它的量虽少而质更优，与日本的教会大学相比，它比公立大学更有竞争力。

　　教会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训练有素且在社会各层面有很大影响的社会精英，而动荡的中国社会当时急需人才。中国教会大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增进东西方的了解与交流。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知识、价值观和外国教职员，引进了西方许多好的东西。同时，也通过他们，中国的文化被介绍到西方。他们担任精神和文化的使节，协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虽然受到帝国主义的牵连与外洋性格的妨碍，但作为西方文化的介绍者，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伟大变革。

　　教会学校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点，但同时在中国文化传播与研究中，也成绩斐然。当时的很多教会学校，不仅教授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也讲授中国传统国学，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

　　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不少教会大学负责人都主张教会大学通过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使之具备明显的文化传播功能。哈佛燕京学社举世闻名，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都曾在该机构进行历史典籍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至今它在美国仍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一流机构。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和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成立之后，组织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期间，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基本上处于自由发展状态，不受中国政府的干涉和制约。但随着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国人强烈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北洋政府1925年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许可办法》，规定：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做出调整，开始向中国政府注册，并且逐步适应形势的发展，求得学校生存，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教会学校尽量同社会学校并拢，日益和中国社会融为一体。在世俗化、本土化、学术化的影响下，教会学校最初的传教作用逐渐萎缩，恢复了学校教书育人职业化功能。

　　毋庸置疑，教会大学具有其特殊的两面性，他的最初目的是“寓教于教”的所谓文化侵略，但是在其办学的过程中也为我国的科学、文化、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曾对中国教会大学做出这样的评价：“若中国今日不需要外国文化之输入,则尽可闭关自守,而无待于西洋科技艺术之灌输,社会经济思想之流入。然在今日之中国,其实际对于外来吸收之不暇,遑论拒绝。足见西洋文化之输入,乃为补救中国文化之不足而决非侵略的。”

　　四、教会大学的劫难和消亡

　　教会大学在中国前后经历过两次劫难。首难为抗日战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对教会学校造成了严重冲击，战乱使得学校教学秩序大乱，学生随家人四处逃难，生源流失严重。战争初期，教会学校因欧美背景，还能迁入各国租借暂避战祸。随着战事吃紧，租借自顾不暇，对学校的庇护无能为力，教会学校同其他社会学校一样，开始了漫长的流亡避祸。教会学校随着中国军民大撤退，大多迁往四川、云南、贵州等大后方，教师学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1937年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教师学生辗转到成都，避难与华西协和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借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和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借内临时上课。为共度时艰，不久这几所教会大学协商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被拖入战争，中立国地位不复存在，美国教会无法继续庇护自己的学校，美国教会学校也被迫开始动荡迁移。北京沦陷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且软硬不吃，竟然被日本人投入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而结束。教会学校在教会和爱国人士的帮助下，纷纷复校，经过战后重建，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中国教会大学第二次劫难是毁灭性的。

　　1949年，在中国大陆政权更迭之后，西南科学先驱、华西协和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在离开成都时说：“我们曾联合中西同志，共同从事学术上之研究，以科学代替迷信，以友情代替歧视，以大同代替区域观念，以合作代替斗争……我们很快乐地在中国住了40年”。此前不久，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生活在充满回忆的戏剧里，这戏剧是由中外人士通力演出的，莎士比亚所写的剧本里的人物的生动，远不如我40年里见到的那些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

　　然而这份生动的快乐不久即被粉碎。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志愿军跨江参战。国内反美情绪急剧高涨。共和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

　　同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迫于形势，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展开“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运动，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幻想用这种方式保住教会大学。

　　最先开刀的是辅仁大学，这所在中国极负盛名的教会大学于1950年10月被政府接管，两年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期间，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家陈垣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1952年3月6日，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检讨，说自己出于“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陈垣的全面自污，赢得《人民日报》的称赞，说他“诚恳老实，肯暴露自己的思想，检讨较深刻”。

　　就在陈垣检讨前的4个月，1951年11月，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同样不能挽回它们终将消亡的命运。

　　1952年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被肢解。此次院系调整将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合并重组高校系科。院系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所有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其它院校中，绝大部分外籍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

　　曾经声名显赫的教会大学被彻底拆分。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划入北大；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与之同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教会大学。

　　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也在劫难逃。

　　1950年1月12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文教厅副厅长温宗祺为组长的军管小组对华大实行军管，帮助学校开设马列理论课，改组校董会，重组校务委员会，同意“师生职工有权建立自己的组织”，不过，这些组织“都应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开展活动”。同年底，华大学校经费全由中央政府负责，享受公立学校待遇。外籍人员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及校董。1951年10月6日，华大正式被政府接办，由“私立华西协和大学”更名为“华西大学”。

　　在1952年秋的院系调整中，华大被彻底肢解：文哲学院、博物馆调整到了川大，社会学、人类学调整到了四川民族大学，理学院调整到了成都科技大学，农学系调整给了四川大学农学院（现在的四川农业大学）。华大上百位文、理名师也如星散落，各自去了其它院校或研究所。多年后，当年被调整到其它院校的一位老华大教授回忆往事时，不无悲哀：“好好的一个大学，怎么就这么被拆散了呢？这就像强行将一个家庭打碎、分开。我不能理解。”

　　1953年10月6日，卫生部决定，将华大再次更名，由“华西大学”更为“四川医学院”。昔日堪称亚洲一流综合大学的华西协和大学，至此不复存在。

　　对于中国教会大学的命运，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主席、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曾评论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中国教会大学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但是却未必有对于未来的希望……建筑和设备仍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

　　对于中国教会大学的兴衰功过，基督教的一段祈祷文似乎早有冥冥中的预言，权且作为本文的结尾：“虽然不能证明，但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不朽，我们能意识到生活并不像人们喜爱的戏剧那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毒蛇的智慧要比鸽子的温柔更受青睐。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切，并一再地遭遇这一切，我们还是能感觉到一种使我们走向正义的命令，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一些具有永恒之美的举动。我们知道今天的生活只是全部生活的一部分，今生的梦想只是孕育新生的前奏”。

本文转载自《陕西基督教》2015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