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的天主教

　　元朝灭亡后，基督教因蒙古人退出中原而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消失。明朝建立后，由于倭寇等海盗频频骚扰沿海地区，朝廷被迫执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加之其时中国内地通往欧亚的丝绸之路因战乱而阻塞，明朝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因此，明朝建立之后的200多年里，基督教一直没有获得再度进入中国的机会。然而，此时的欧洲，无论是社会还是教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文化在科学、文学、经济、航海等各个方面得到飞速的发展。15世纪末，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人达·伽玛沿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果阿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等地，从而开辟了一条从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1514年更是进入中国海域。1517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公开反对罗马教廷发行赎罪券等种种罪恶，继而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马丁·路德的举措震撼了罗马教廷，他们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改革，他们一方面整顿内部纪律，一方面大力开展对外传教活动，希望“在欧洲失去的，在海外补回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耶稣会，他们的宗旨是振兴罗马教会，维护教皇权威，他们不强调深奥的神学命题，只注重深入群众开展通俗的布道，以扩大社会影响，与基督教新教争夺信徒。
　　“新航路”的开辟，为罗马天主教大规模进行海外布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传教士们乘坐贸着易船只，纷纷东来。16世纪中叶，他们开始敲响了中国的大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终于于1601年来到中国，以全新的思路开始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由此，已经远离中国200多年之久的基督教再度回到了中国。

陕西的第一位天主教信徒——王徵（1571－1644）

　　随着天主教传教活动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断扩展，传教士们的足迹也踏上了西部的土地。明朝末期，先后有数位西方传教士来到陕西，其中不乏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享有盛名者，如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这些传教士在陕西开展了长期的传教活动，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传教基地。
　　第一位进入陕西的天主教传教士是鄂本笃（Bento de Goes，1561－1607），他是明末唯一从陆路来华的传教士。由于从海路来华路途遥远，耗时太长，罗马教廷希望开辟一条从印度到中国的陆上通道。其时，鄂本笃正在印度，于是被认为是从事此项事业的最佳人选。1602年，鄂本笃化装成中亚商人，开始了漫长而艰险的旅程。沿着丝绸之路的故道，经撒马尔罕、喀什噶尔，经帕米尔，跨塔克拉玛干沙漠，终于在1605年12月进入嘉峪关，抵达当时陕西的西界肃州（今甘肃酒泉）。由于明朝政府不许西方商人随意进入中国，鄂本笃滞留肃州，无法继续前行。此种情况下，鄂本笃致信身在北京的利玛窦，希望得到他的接应。可是，由于信件传递困难，利玛窦直到1606年11月才接到鄂本笃的来信，当利玛窦派的人在1607年3月赶到肃州时，鄂本笃早已贫病交加，卧床不起，最终于1607年抱憾辞世。鄂本笃虽然未曾在陕西开展实质性的传教工作，但他作为第一位来陕的天主教传教士，他的事迹依然值得一提。另外，万历四十八年（1620），被誉为“西来孔子”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曾到西北地区考究开展传教活动的可能性。在陕居住期间，曾教当地人栽种葡萄，以便能酿造出做弥撒时所必需的葡萄酒。艾儒略虽然未曾在陕西发展信徒，但其为传教事业作此长远之计，是很有意义的。
　　明代天主教正式传入陕西，与一位身在外地作官的陕籍进士有关，此人名叫王徵。利玛窦等人来华不久，就发展了一批有地位、有学识的信徒，使他们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有力的推动者。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被称为“明朝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接下来就要数王徵了。时有“南徐北王”之称，南徐指的是徐光启，北王指的就是王徵。
　　王徽（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陕西泾阳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曾任广平府、扬州府推官，后官至山东按察司金事监辽海军务，晚年去官居家从事著述。从万历二十三年（1595）起，王徵曾多次赴京赶考。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些身在京城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王徵对传教士们介绍的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极有兴趣，因此与传教士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并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在这些传教士的影响和引导下，王徵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接受了洗礼，成为天主教信徒，取圣名斐理伯。
　　天启五年（1625），王徵因继母去世在家守丧。藉此机会，王徵呈请北京的耶稣会传教总会派遣传教士来陕西开教，以此了却他多年的心愿。当年4月，法籍传教士金尼阁受命来到陕西，首先到了王徵的家乡泾阳，为王徵的家人施洗，并在其家中设堂传教。从此，天主教开始了在陕西的正式传播。来陕不久，金尼阁大病一场，于是在王徵家里养病。利用养病期间，金尼阁完成了一部汉语教科书——《西儒耳目资》，并于天启六年（1626）在陕西刊行。该书对帮助传教士学习汉语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值得在此的担。金尼阁病愈后，与王徵一道来到西安。其时，恰逢《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不久，金尼阁成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传教士。他对此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考订了李之藻有关该碑的注释，并将碑文译成拉丁文，转由山西的传教士罗雅谷（Jacques Rho，1590－1638）寄回罗马，这是景教碑的第一个西方文字译本。天启七年（1627）年，金尼阁被传教总会调任杭州，因此于当年夏天离开陕西。
　　天启七年（1627年）秋，金尼阁离开陕西不久，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奉命来到西安，接任教务工作。汤若望在华数十年，以介绍西方天文学和修历而著称于世，系利玛窦之后最著名的西方传教士。由于王徵在此前已与汤若望相识，所以对他的工作予以全力相助，以期推动陕西传教事业的发展。汤若望来陕的次年，即崇祯元年（1828），王徵为父服丧，由扬州返回家乡，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原名奥伐罗·塞默多，Alvaro Semedo，1585－1658）与他一同来到陕西。此时，传教士在陕西尚无固定的居住和传教场所，为使传教士能够常驻陕西，王微先以300两银子为汤若望在西安购买了住所，又捐资50两银子协助汤若望修建起一所小教堂。稍后汤若望又募集资金，修建了一所更大的教堂——“崇一堂”（即西安糖坊街天主堂的前身），从此天主教在陕西有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传教事业正式起步。汤若望在西安期间，积极从事各种传教活动，奉行的仍然是上层传教路线。初起由于人们对天主教相当陌生，一时无法理解与接受，因此汤若望时常受到人们的嘲弄和攻击，甚至还被告上法庭。但是汤若望以其坚强的毅力，坚持做工作，消除人们的敌意和疑虑，使侮谤之风逐渐平息，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士大夫们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好。崇一堂开堂之日，就有50人受洗入教。崇祯三年（1630）秋，在礼部尚书徐光启的推荐下，汤若望被朝廷征召参与编撰《崇祯历书》，汤若望因之离陕赴京。曾德昭在后来撰写的《大中国志》一书中记述了当时陕西的教务状况。书中记载，基督教在陕西有良好的基础，在省城有一所教堂，还有教徒聚会的若干礼拜堂，传教工作富有成果。由此可见，经过金尼阁、汤若望、曾德昭、王徵等人的不懈努力，此时的天主教已经在陕西扎下了根。
　　在汤若望离开陕西后，又有傅沉际、方德望和杜奥定等耶稣会士来到陕西。明清鼎革之际，战乱频仍，但陕西的教务并未停止。
　　明朝之后，由于“礼仪之争”等多重原因，引来了康、雍、乾、嘉、道数代皇帝长达百年之久的禁教政策，第三次来华的基督教因此受到重挫。陕西的天主教传教事业虽然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天其根基始终没有动摇。此是后话。

（未完，待续）

　　原载《陕西基督教》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