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字汉卿，号毅庵，生于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农历4月17日），殁于2001年10月15日。这位与20世纪同步的百岁将军，无疑是中华民族中在上个世纪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一同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迫使一向主张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张学良成为家喻户晓、童叟皆知的名字。
　　熟悉张学良生平的人都知道，晚年的张学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于是，研究张学良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原因和过程，成为张学良将军生平研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也成为许多愿意深入了解张学良的人们希望了解的内容。笔者不属张学良生平的研究者，所以本文的目的不在研究张学良将军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恐怕引来专家耻笑），只在向对张学良的基督教信仰感兴趣的读者作一些简单的介绍，提供一些粗略的线索。

一

　　由于张学良将军正式接受基督教信仰是晚年之时的事情，所以许多人以为这是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心灵孤寂，为要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而为之。其实，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是对张学良将军的一种误解。有关资料显示，虽然张学良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在晚年之时，但接触基督教信仰却不在晚年，而在早年。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接触，对张学良后来接受基督教信仰不能说没有关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年仅11岁的张学良随其父张作霖来到奉天（今沈阳）。此时的奉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都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在这里设有领事馆和商务机构。这样的环境，促使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可能会接受更多从国外而来的新生事物。在这个城市里，20世纪初就成立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加入其中。张学良来到奉天不久，便常常出入基督教青年会，很快便结识了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朋友，并认识了许多英美等国的朋友。不久后，张学良就对基督教的精神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917年，张学良正式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之后还担任过董事，与该会总干事约瑟夫?普赖德（Joseph Platt）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里，他学会了乒乓球、网球和高尔夫球，学会了跳舞，还学会了英文。他时常参加青年会举办的体育比赛、娱乐活动、学术讲演会、时事报告会、读书报告会等，结识了众多各界友人，如后来成为他顾问的端纳、成为他私人管家的伊雅格、爱国进步人士阎宝航、杜重远等人，都是在此时结识的。
　　不过，虽然此时的张学良对基督教有深厚的兴趣，但他所喜爱的只是基督教中的诚实、博爱、和平等基本精神，对基督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
　　1919年，张学良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毕业后便统兵作战，之后很少再有接触基督教的机会。1937年，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孔祥熙公馆时，励志社总干事黄霖仁在看他时送一本圣经给他。但他只是随便翻看，并未认识阅读。

二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辗转到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等地。这一时期，张学良主要以研究明史来打发时间。去到台湾之后，张学良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有一种信仰，需要一个心灵的依靠。此时，情报局派去监护张学良的是个佛教徒，时常与他谈起佛教。发现张学良对佛教稍有兴趣时，就特意安排他见了几位佛教法师。之后，张学良陆续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籍来研究。
　　上世纪50年代初，张学良在高雄寿山幽居。一次，宋美龄前去居所看望他，和他有一席较为深入的谈话，这次谈话对张学良后来接受基督教信仰有重要的影响。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正在研究佛学。她就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此次谈话中，宋美龄向张学良表示，希望他能研究一下基督教。张学良对此表示赞同。由此，宋美龄成为带领张学良进入基督教信仰的引路人。
　　除宋美龄之外，还有三个人对张学良接受基督教信仰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分别是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
　　董显光，曾任国民党“驻美大使”、“驻日大使”等职。宋美龄到高雄看望张学良之后，就请刚从美国卸任归来的董显光去做张学良的家庭教师，主要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董显光信仰基督教，其夫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常常向张学良谈起基督教信仰。董显光夫妇还送给张学良一本《马丁?路德传》，张学良认真阅读了此书，并感深爱启发。此后，董显光就用宋美龄送给张学良的一本英文版的基督教图书《THEY MET AT CALVARY》（中译为《相逢在髑髅地》）作为课本，教他当学英语。后来，张学良把此书译作中文，并且出版。1956年，张学良在董显光的引导下正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1959年3月，蒋介石解除了对张学良的约束，并同意张学良从高雄搬往台北居住。1961年8月，张学良正式迁居台北北投区复兴岗。迁入新居之后，董显光夫妇去了美国，张学良不能继续得到他在信仰上的帮助。此时，宋美龄派人陪他到士林镇凯歌堂做礼拜。在这里，张学良认识了凯歌堂的主任牧师周联华。认识周联华牧师不久，张学良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决定在周联华的帮助下学习神学。周联华建议张学良申请美南浸信会的神学函授课程。从此，张学良开始潜心研究神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拿到了毕业证。
　　董显光去美国之后，曾约农成（台湾东海大学校长）为张学良的私人教师，帮助他学习圣经及英文。因此，曾约农成为影响张学良的信仰的又一位重要人物。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张学良和曾约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93年，张学良将自己民的全部藏书及关于其父张作霖的著作和他与蒋经国的行谊资料全部捐赠给东海大学了。东海大学也特意在图书馆开辟专栏，向读者展示张学良所赠的这些重要文献。
　　1964年7月，张学良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组织中的一员，成为天国的子民。在他漫长的信仰历程中，上述几位对他的帮助和影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66年前后，张学良以“曾显华”的笔名正式公开出版了译著《相逢在髑髅地》，而“曾显华”正是从曾约农、董显光、周联华三个名字而来的，可见张学良很看重此三人在信仰中给他带来的影响。

三

　　接受洗礼之后，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继续潜心研究基督教神学，在信仰上竭力追求，并抓住一切机会向好友传福音。
　　1994年4月，美国移民局正式核发“绿卡”给张学良及其夫人，张学良夫妇决定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安度晚年。到美国定夏威夷后不久，张学良夫妇便被亲友带到基督教公理会的教堂去做礼拜，几乎每个主日都是如此。1995年感恩节聚会时，张学良在这所教堂公开向参加礼拜的信徒做了自己的见证，向人们表述了自己对基督教信仰的真实领悟。正是这个见证及后来他所写的一篇回忆录《我信基督教的经历》，为人们了解他的基督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笔者的此篇文章也正得益于此。在这次见证中，张学良如此说：“我真是感谢主，在我这一生中，他引领我，磨练我，教导我，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使我能成为他有用的仆人，能为他工作。我现在所有的喜乐平安都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为他作见证，传福音。”由此可见，此时的张学良对基督教信仰是何等的笃诚。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老人在安详中走完了人生旅途，10月24日，张学良的葬礼及追思礼拜在檀香山波扶域殡仪馆举行，周联华牧师在礼拜中证道，他推崇张学良效忠祖国的伟大精神。追思礼拜结束后，张学良将军的遗体安置在自己早已设计好的墓园里。墓园的一块大理石上，以中英文刻着一段经文：“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约翰福音》1章20节）张将军自己设计墓园，又自己选择以这段经文作为墓志铭，可见他对死亡的豁达，而这种豁达，正好又体现了他对信仰的深刻理解和虔诚追随。
　　张学良将军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同时也是坎坷的一生，在艰辛的人生旅程中，基督教信仰无疑给了他莫大的力量。正如一位研究张学良的学者所言：“正是信徒信仰的力量和爱谛的的支撑，张学良和赵一荻共历患难，才度过了那些难熬的岁月。基督教使他们生活充实，给予了他们更多的信心和勇气，成为他们生存和前进的精神动力。那时，仰求上帝，也许是张学良唯一的选择。只有上帝，才能抚平他内心的创伤，只有上帝，才能安抚他心灵的痛苦。”（张天社著：《张学良的后半生》）
　　2006年，是“西安事变”七十周年，在这样的时刻，写下这篇文章，以作对以作对张学良将军的纪念，亦作对“西安事变”的纪念。

原载于《陕西基督教》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