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陵神学院创办于1911年9月13日，初时名为圣经学校（BibleTrainingSchool），次年即改为圣道书院（NankingSchoolofTheology），但习惯上称为金陵神学。1917年更名为金陵神学（NankingTheologicalSchool），1929年正式定名为金陵神学院。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采用金陵神学院一名。
　　陈金镛于1906年进入金陵神学院，到1919年被迫辞职离开，前后共13年。根据陈金镛自己介绍，他初至金陵，身份半是学生，半是教师，1908年毕业后被正式聘请为教员，而他受聘的主要教学任务是汉语，可理解为负责教授中文写作和中国文化。因此，陈金镛在金陵神学院的教学，主要围绕汉文及中国文化展开。陈金镛任教期间，正值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运动兴起，因此，他所从事的教学显得格外醒目。
　　陈金镛自杭州毕业后，长时间在教会学校任教，甚至主持学校工作，因而形成关注教育的习惯。到了金陵神学院后，由于直接从事神学教育工作，更进一步关注中国基督教会的神学教育。在1914年写作的“神学”一文中，已经明确表达了他的这种关注：“我中华民国教会，苟不急起速倡正当之神学校，不惟国民将入无神潮流之危险，而中华必无统一教会之希望，夫教会之分门别户，在欧美已深刻脑筋，万难奏消除之能力，惟中华教会，虽曰已将百余年，而教会情势，尚在酝酿时代，故窃以为将来任导源统一者，必在我中华民国之教会。”①他曾作过统计，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的信徒人数是36万，可以为神学校输送人才的高等学校有14处，然而毕业生中仅有十分之二三表示愿意在教会工作。而当时的神学校也只有区区九处，神学毕业生累计不足500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仅80至90人。②
　　职事之故，陈金镛非常关心中国基督教会的神学教育工作。在他看来，办好神学校有三个难点，即教员的聘请，学生的遴选和课程的设定。在教员聘请方面，他主张“中国教会之神学教员，当以中国教员为主体，西国教员为客体。”陈金镛十分担心，若以西国教员为主，会使学生“渐失国性”，不利于在中国布道。③至于学生的遴选，陈金镛定了五项标准:“（一）受神恩不可不报也，（二）承新命不可不从也，（三）获师训不可不勉也，（四）观国势不可不救也，（五）得神召不可不往也。”④
　　说到神学课程的设置，陈金镛曾请教金陵神学院院长甘路德，将甘路德口述的神学科目记录下来，最先发表在《通问报》上，后来又发表在《神学志》第二期上。“其大纲不外释经、教道、辨惑、道德、实践、历史六门。”⑤1914年夏，中华续行委办会神学部曾召开会议，讨论神学教育课程问题，陈金镛应邀参加会议。由此亦可见他在这一领域的思考之影响。⑥
　　限于资料，笔者暂时无法提供陈金镛在金陵神学院承担课程的详细目录，不过从他个人留下的文章和著作中可以做出必要推测。离开金陵神学院后，陈金镛共出版过两本与神学教育密切相关的著作，一本是《讲范》，另一本是《中国的宗教观》。
　　《讲范》出版于1927年，用今天的名字就是“讲道学”。陈金镛在该书“自序”中说明了本书与金陵神学院的关系：“鄙人采取成书，若倪维思、万应远、戴维思诸教牧之著作，而更加入己见，即由阅历中所得来，且末数篇，系在金陵神学任讲席时与诸学员一再讨论，而撰成者，列为上编。更以近年来在各报披露之讲经文，择其尤者，汇集之列为下编。”⑦显然本书中至少部分内容是陈金镛在金陵神学院教学时采用的讲义，由此可知，他在神学院任教时，曾经承担过讲道学方面的课程。离开金陵神学院后，陈金镛多次参与教会传道人培训，负责讲道学方面的课程。如1920年，“余在1920年7月5号上午，搭上海快车来到杭州之江大学，聚江浙教士修养会，担任传道部的讲席，有十天之久。”⑧又如1929年8月，“民国十八年三月，有监理会的传道员夏令大会的委办江长川、霍约翰、胡稼农三牧师，函请鄙人担任夏令会的讲席。鄙人自觉天职所在，而一息尚存，此志岂容少懈，就欣然承诺了他。”⑨8月即亲赴夏令大会讲学。
　　第二本著作《中国的宗教观》也许更为重要，出版于1939年。该书的写作，一方面是应本色化的时代之需，另一方面，大概也是陈金镛在金陵神学院教学时曾十分着力的专题。他在《中国的宗教观》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鄙人本着金陵神学十三年的教授经验，觉得今日神学生的最大缺憾，不是缺少现代科学知识，或是哲理思想，以及宣教方法等等，所最缺少的倒是本国人不知本国书。……我就以这部著作是非常重要，非常适合现代神学院的应用，作宗教比较学一学期的参考课本。”⑩
　　陈金镛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中国神学家一样，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推崇耶稣对待犹太律法和先知的态度：“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陈金镛说：“所以耶稣的福音传入中国，决不是要废掉中国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程朱历史的圣贤人，乃是要弥补缺憾，而使他成全。”⑾在陈金镛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无神无教的国家，中国古人也有宗教心理，而宗教是国家安宁的要素。他说：“宗教是什么？是人类心灵上之必需，没有宗教崇拜就没有标准，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根基，人的心灵失所依据，势必无礼无义，狂悖凶悍，等诸禽兽。所以《易经》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可知宗教是国家安宁的原素，是文明进化的动机，我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有这么繁盛的人民，莫非藉着古圣前贤有敬天爱人的要道，有祭祖尊亲的仪制，世世相传，奉行弗替，才能维持到今日。”⑿要成全中国圣道，首先要知道其“缺憾在哪里？要用怎样的方法弥补？才可成全真正的本色教会？”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细细研究”中国圣道，《中国的宗教观》这本书，就是“细细研究”的结果。⒀
　　陈金镛的这本书，共分五章，分别讨论：“论神的名称”、“论祭祀”、“论祷告”、“论经书”和“论道德”。

　　四

　　关于《神学志》的创办，由于笔者至今未看到创刊号，不能提供更详细的介绍。不过，金陵神学院第一位华人院长李汉铎在1932年1月复刊的《金陵神学志》上，写过这样一段话：“溯自圣教传入我国，教会各自为政，缺少协和工作，以至教会事工发生许多困难，于是教会先进创立神学于南京，各会神学专家荟萃金陵而成为圣教学府。民国三年，由陈敂应先生创刊《神学志》，藉以发扬真理风行一时，咸认为宣传福音的利器。”⒁
　　这段话清楚说明，《神学志》由陈金镛创办，时间是1914年。初创时，《神学志》为季刊，一年出四期，由金陵神学院负责组稿编辑，上海美华书馆印刷发行。从1914年创刊，到1919年离开金陵，陈金镛共主持《神学志》编辑工作6年，出版了五卷20期。在这20期中，笔者迄今仅见其中12期。从这12期来看，陈金镛在金陵神学院的最后几年，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神学志》的编辑和撰稿上了。初创的头两年，可能是因为来稿量较少，有不少稿件由陈金镛完成。除自己写作外，他还与在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外籍教员合作，由外籍教员口授，自己笔录，将录成后的稿子刊发在《神学志》上。有时，陈金镛用写作与笔录两种方式完成的稿子，其篇幅竟占到刊物的三分之一。
　　高强度的工作，损害了陈金镛的身体。由于长期工作至很晚，睡眠严重不足，引发肝脏疾病，卧床一月，无法正常工作。好在陈金镛夫人蔡灵恩悉心照料，才转危为安。陈梦家回忆道：“父亲那时用尽心力编辑神学杂志，这杂志是在教会内享有盛名的，于是他每晚极迟的睡，因失眠而得了严重的肝病几乎于死。母亲于此时显出她的才能，一个月不离床侧服侍。”⒂
　　因为主编陈金镛卧床不起，加之经费短缺，神学院曾蒙生停刊念头。好在经多方努力，最终保留了这份刊物。《神学志》大概是当时中国基督教会唯一一份神学院院刊。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神学志》第三卷第一号上，刊发了一份通告，对此事作了必要的说明：“神学志……出版以来，颇具不胫而走之势。嗣以主笔陈金镛先生因劳致疾，养疴医院，该志遂有停刊之通告。无如爱读诸君，大滋觖望，诸学员以本校精神亦无所表见，特禀请董事会拨款继续进行。仍请陈教员为总主笔，减其教授课程，以节其劳，而专其事。并选学员十二人，新组一编辑部，各司部务，勉力进行。”
　　从这份说明中可以看出，自1917年以后，《神学志》的编辑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组成了编辑团队，陈金镛本人也更加专心于编务。此后，陈金镛又继续维持《神学志》两年，至1919年。种种显像表明，陈金镛及其家人都不愿意离开金陵神学院。陈梦家在10多年后回忆此事，仍有些愤愤不平。他用非常抒情的笔触，表达了自己的惋惜：“我们最难舍的是一座好花园，古的松树，爬光了的长梧桐，搭成棚的葡萄树，冬青树的小草坪，斜坡上洋楼前两个可以平躺数星子的石凳，春天结果的桃树，开花的杏，还有那些永远迷人的藤萝勾引我们离别的眼。去了，将不复听见每晨入城的小独轮车磨擦的怪调，卖糖换旧货的短笛，傍晚时后山上的号声，（这个声音天天听到，从没有见过吹号的人，是更神秘！）让它们深深刻在心上罢。”⒃
　　陈金镛的离开，对《神学志》的影响很大，以至于金陵神学院教员会曾拟停办，并请陈金镛拟就停刊词。后来出于多方考虑，取消停刊打算，请陈金镛编辑完1919年最后一期。陈金镛虽然接受了教员会之请，但仍然将拟好的停刊词发表在《神学志》第五卷四期上，也就是他主编的最后一期上。陈金镛的愤然之情，跃然纸上：“神学志自民国三年发刊以来，中断者一年，迄今为五卷二十号。其光彩之照耀于东亚西欧，其价值之高贵于球琳琅玕，脍炙人口，奚俟表而白之也。然曷为停刊耶？经费莫筹乎，非也。资料莫采乎，非也。编辑者病乎，更非也。是盖有不能不停，不得不停之趋势在。是盖有不容不停，不可不停也苦衷在。”陈金镛对于《神学志》的钟爱之情，也毫不掩饰地呈现出来：“盖可停者，神学志之纸张，非神学志之精神。则神学志停而不停也。……金陵一小部分之神学志停，焉知中华一全部分之神学志，不由是而崛起。……余殚精竭虑，固无负于神学志。神学志振翅腾云，亦固无负于余。”
　　在停刊词中，陈金镛披露了停刊的部分原因，即教员中有人认为《神学志》没有太大价值。“有一神学某女教员不愿购阅，以为神学志之无价值，可以证实。”《神学志》每期的印刷量约500份，其中订阅约300份，另200份为赠送。仅就此数据推测，《神学志》每期都需要学院资金补贴，可能成为停刊的重要借口。
　　有意思的是，陈金镛在同一期《神学志》上，配发了一张拍摄于光绪34年12月（1908年）的老照片，照片上有四个人，分别是戴维斯、甘路德、司徒雷登和陈金镛。照片加入了这样的文字说明：“金陵神学改组前之圣道书院开创时之四教员摄影于前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文字说明了四位教员的去向分别对应在照片下方：
　　陈金镛教师本学期辞职现任上海广学会编辑事宜
　　甘路得教师去年夏五月告病假回美
　　戴维思教师一九一○年辞职就苏州教会事现已逝世
　　司徒雷登教师上学期辞职现任燕京大学校长
　　这样的安排，不能不令人掩卷深思。可庆幸的是，陈金镛走了，《金陵神学志》却存留下来，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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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金镛，“神学”，《中华基督教年鉴》（一），1914年，40页。
　　②参见同上，41页。
　　③同上，42页。
　　④同上。
　　⑤遗憾的是，直至本文杀青，笔者虽多方努力，仍未得一睹全文。
　　⑥同上，43页。
　　⑦陈金镛，《讲范》，上海广学会，1927年5月，1页。
　　⑧陈金鏞，《余之生活观》，上海：广学会，32页。
　　⑨陈金镛，《传道一隅》“序”，上海：广学会，1930年，1页。
　　⑩陈金镛，《中国的宗教观》，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49年7月再版，“自序”，2页。
　　⑾同上，“导言”，2页。
　　⑿同上，1页。
　　⒀见同上，2页。
　　⒁《金陵神学志》第十四卷一期，1页。
　　⒂陈梦家，《梦甲室存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月，100页。
　　⒃陈梦家，《梦甲室存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月，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