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基督教中国化探索的进程中,我们应当了解吴耀宗先生的神学思想,特别是应该了解他从福音层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思考。本文尝试从吴耀宗社会福音神学层面对基督教中国化进行探索,让我们从中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基督徒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从而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吴耀宗 福音与社会 基督教 中国化

      一、研究目的

      2023年基督教全国两会在广州召开纪念吴耀宗先生诞辰13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座谈会，旨在纪念吴耀宗先生爱国爱教、追求真理的一生，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吴耀宗先生与党同心同德、与时代同向同行、与人民同舟共济的精神，使中国基督教不断深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基督教中国化探索的进程中,我们应当了解吴耀宗先生的神学思想,特别是应该了解他从福音层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神学思考。

      1.研究综述。关于吴耀宗先生的研究概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吴耀宗生平和思想研究不断出现热潮。1982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回忆吴耀宗先生》，1989年沈德溶先生编写《吴耀宗小传》，2006年王兴的博士论文《从黑暗到光明——1949年前吴耀宗的生平与思想》，2008年姚西伊博士专著《中国基督教唯爱主义运动》，2010年中国基督教两会编辑出版《吴耀宗文选》，2014年河南大学修聪硕士论文《1931年前吴耀宗神学思想研究》， 2019年汤士文博士的研究专著《追求真理，爱国爱教——吴耀宗神学思想及其实践研究》等。此外，还有文集与研究专文。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近代思想家文库设立《吴耀宗卷》，收纳了他的几十篇文章。202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耀宗全集第四卷》（全集共四卷七册）。笔者初步统计，近年来在《中国宗教》《天风》《金陵神学志》《中国民族报》《理论界》及各地文史资料等刊物发表关于思考研究吴耀宗的文章有30多篇，论文多涉及吴耀宗爱国爱教、信仰的探索、唯爱运动、政治认同等思想。

      2.社会影响。吴耀宗1893年出生于广东顺德，11岁进入采用西方新式教育的“育才学舍”学习，1913年进入海关工作，1917年被调到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工作，期间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1918年6月，他在北京受洗，加入基督教公理会。1920年11月，他辞去海关工作加入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1924年到1927年，吴先生接受青年会资助到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获硕士学位。1927年他回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部，任校会部主任干事；1938年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出版部主任干事直到1950年。1945年他在成都创办《天风》周刊，后移到上海继续出版。1946年吴耀宗与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民主人士一起，被人民团体共同推举为代表团成员，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他草拟了一份英文《备忘录》，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向美国特使马歇尔表达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严正立场。1950年吴耀宗等人到北京与周总理反映各地教堂被占用的情况，并与总理有三次长谈。吴耀宗等人在周总理的多次启发下，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基督教的问题所在，他们决心响应号召，开展一场中国基督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在经过多次商讨和修改之后，吴耀宗等人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也就是著名的《三自宣言》，全文发表在195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吴耀宗先生创办的《天风》及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组织”今天依旧为中国教会发挥着重要作用。赵晓阳认为：“他以富有远见和现实性的基督教思想，以其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高度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 {1}

      本文尝试从吴耀宗先生留下的大量著作中，讨论吴先生的忧国忧民情怀，从信仰层面对当时社会进行思考研究。联系今天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让我们从中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基督徒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为当下推动基督教中国化进程发挥积极作用。

      二、吴耀宗关于福音与社会关系的探索

      吴耀宗在他的文章里，多次提到他的重生经验。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他可能就是一辈子作一个旧中国的公务员，是基督教信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实现生命的重生，完成了生命本质的飞跃，从此开始了他服务中国基督教的一生。{2} 

      吴先生对国家民族苦难的认识很早就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早在1910年的日记里，吴耀宗就写道：“晚读国耻小史，满纸血泪，读毕，不禁掷书三叹。” {3}此时还在学校里学习的吴耀宗就忧心于国家的命运，这是他毕生不变的爱国立场。

      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期间，1921年吴耀宗接触到基督教贵格会的“和平主义”，不久成立了“北京唯爱社”，编辑《唯爱》刊物，并担任唯爱社的主席，宣扬和平运动，他非常欣赏甘地，还将《甘地传》译成中文出版。

      1934年吴先生出版《社会福音》一书，系演讲集。吴先生在书中没有否定福音是改变个人，拯救灵魂的个人福音。但他坚信福音让个人价值观改变，还要参与社会的改造，这就是福音的社会面向，也是社会福音的意义。{4} 

      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后，他开始反思唯爱思想与不抵抗运动。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期间，积极参与各种抗日团体活动。他加入了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医疗器械和药品。{5} 还参加李公朴、阎宝航的“东北社”，陶行知创办的“国难教育社”。吴耀宗针对当时的抗战危局，撰文、演讲，鼓舞斗志，坚定必胜信心，号召共同抗战。他发挥青年会的优势，广泛接触、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抗日爱国宣传。他积极投身救亡运动。1937年他放弃唯爱主义的主张，辞去唯爱社主席，转变成为一名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尊严而奋斗的爱国志士。在他发表的《中国的基督教往哪里去？》一文中，他说：

      “我们在教堂时讲着上帝的慈爱，耶稣的救恩，个人的价值，这些道理似乎都变成烂熟的套调，与我们每日的生活，四周的环境，毫无关系，我们只到祈祷会中，呼求上帝，祈求和平，这不但与大局无补，反而是自欺欺人”，他呼吁当时教会和信徒走出单纯的宗教生活，在国家危难之际，“本来早就应当振起精神，远瞩高瞻，共求民族的出路”。{6}

      1938年，他在上海参加了许广平、胡愈之、郑振铎等民主人士的“星二座谈会”，谈论中国发展的时局，并与他们共同出资出版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和《鲁迅全集》，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与动员。

      1938年5月20日，担任十八集团军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亲自到吴耀宗在武汉的住处晤谈，“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还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他着重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 {7} 

      1941年和1943年在重庆，周恩来两次接待吴耀宗，一次他们有过持续了一天的谈话，周恩来对吴耀宗阐释了党的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吴耀宗也邀请周恩来到青年会组织的活动中演讲，振奋士气，在山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战运动力量。{8}  

      1946年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的乌云满布中国。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发表演讲，写文章、抨击其倒行逆施，积极支持、并加入上海市民和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民主运动，帮助被迫害的青年学生。他一直高度关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他的认知与远见，被当时冠以“午夜钟”的名号。{9} 

      他在1949年底发表的《黑暗与光明》中宣告：“有信心就有光明，有光明就没有惧怕”，“光明与黑暗永远是对立的，然而最后胜利的不是黑暗，而永远是光明，新世界的曙光已经显现，奴役人的力量已经日暮途穷。”吴耀宗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信仰更加坚定。{10}    

      吴先生等40位基督教领袖于1950年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之途径》, 主要表明中国基督教拥护新中国的政治立场,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的中国教会, 并指明中国基督徒在新中国建设中所当负的责任。中国的基督徒与社会同步，跟上时代步伐。

      因为吴先生的开展大量社会活动，你就以为吴耀宗是一个基督教青年的社会活动家，那你对吴先生的认识可能有点狭隘了。他平生发表撰写的中文文章共有100万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是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演讲，为基督教信仰辩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时代的信仰》《大时代中的上帝观》《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三部分共22篇论述基督教信仰的意义及信仰的本质。临终前，他得知1979 年 9 月上海沐恩堂将恢复礼拜，吴耀宗便很想抱病参加复堂聚会，并表示希望可以参加当年圣诞节的礼拜。{11} 

      在吴耀宗的观念中，基督教并非只是一个关乎“个人得救”的宗教，而是对国家和社会应该有所贡献的宗教。吴耀宗不只满足于个人的得救，更加关心用福音对社会的改造。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他在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留学的经历相关。1907年美国神学家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社会福音神学》的出版代表该运动完成了思想体系的建构。社会福音注重本罪以及人类社会整体的罪恶,强调罪的本质是人性自私的表现；其救赎观强调对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拯救与重建；其教会观强调恢复上帝之国信仰的教会是上帝神圣社会生活秩序在地球已经实现的部分。

      吴先生主张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强调当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基督教在社会环境中应有的作用，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非常关心，看到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百姓处处充满了绝望，他深刻地认识到基督徒应该承担起对社会该有的责任和义务。他的眼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得救层面，而是更加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这是一种广阔的胸襟。我们深有共鸣：基督教必须积极适应当时代中国社会，今天教会要在社会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三、对现今基督教中国化的启发

      吴耀宗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神学家，而是源于教会、关注社会、置身现实，投身于时代滚滚洪流的神学家。信仰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价值，始终是吴耀宗所关注的。他主张，基督教福音不应仅关心个人得救，只注重信徒灵性培养，更应当关注所处的环境和社会。他认为，一个人能够表达上帝的美好和良善才是重要的，基督教是一个讲伦理道德的宗教，所有的真善美都有一个美善的源头，等等。他纠正当时教会只注重个人灵魂得救、忽视福音的社会意义的偏向，吴先生的社会福音神学思想对于当代进行的“基督教中国化”有重要的启发。从两个方面简述：

      一是我们基督教有责任为教义教规做出符合时代进步的阐释，有责任引导信徒正信正行。基督教有自己一个比较完备的建构体系，但是这个建构体系基本上是在西方形成的。自1949年以后，中国教会在发展走向、尤其是在其“后宗派”时期的发展上形成了一种联合礼拜的模式，形成“基督教两会治理模式”。但是这个模式有待于成熟，以更好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大环境中应对挑战、发挥作用。

      二是基督教社会层面中国化的思考，必须积极适应中国现行社会体制、法治管理等。从古至今，中国的政教关系一直是政治为主、宗教为辅，从来没有出现过宗教压倒政治、引领政治的局面。基督教要获得当今社会的认可，基督徒自身就要体现虚已的淳朴、谦卑，舍己的服务精神。教会当与中国社会友好互动、和谐共在，消除误解和偏见，共构我们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同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复兴的自觉担当。

      卓新平教授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则必须把自己视为该社会的“同在”而不是“异在”，基督教的真实社会存在不是在中国的“飞地”,更不能被边缘化为“隔都”。中国基督教对这个问题已经有积极的探索，但是还没有根本解决其理想的社会存在问题。因此，基督教中国化在社会层面的尝试亦势在必行。 

      吴耀宗先生坚定爱国，持守基督教信仰，坚守他对上帝、对教会、对社会、对祖国所抱的托付，为信仰、为真理、为国家、为民族而忘我奋斗，值得我们学习。

脚注

{1}赵晓阳:导言，《吴耀宗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4年，第2页。

{2}吴耀宗著:《吴耀宗文选》，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10年9月第一版，第30页。

{3}项秉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北京：中国民族报，2020年12月27日，8版。

{4}吴耀宗著：《 社会福音》,上海：青年书局，1934年，第28页。

{5}吴大琨著：《我所知道的吴耀宗先生》, 原载《回忆吴耀宗先生》，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 1982年版，第33页。

{6}吴耀宗著： “中国的基督教往哪里去？”， 原载赵晓阳编，《吴耀宗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4年，第170页。

{7}吴耀宗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北京：《文汇报》，1979年3月5日第3版。

{8}悠蓝：《吴耀宗和周恩来交往的岁月》，原载《世纪桥》月刊，哈尔滨市：黑龙江报刊传媒集团，2010年第1期，38页。

{9}王兴：《从黑暗到光明——1949 年前吴耀宗的生平与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5月，第4页。 

{10}吴耀宗著：“黑暗与光明”，赵晓阳编，《吴耀宗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4年，第323页。

{11}曹圣洁：《追忆吴耀宗晚年》，原载《世纪》，上海：上海市文史研究馆，2010年，29页。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