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办好中国教会来说，神学教育作为“引擎”是非常重要的，其关系到中国教会的人才培养。而能否培养出中国教会合用的人才则关系到中国教会的未来，关系到中国教会对国家社会所能有的贡献，也关系到中国教会对普世教会的贡献。

神学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教育，一方面，其既有作为教育的一般属性，又有作为特殊教育的特殊属性。另一方面，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既有普世教会神学教育所有的共性，又有在中国特殊的文化、社会处境中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决定着基督教中国化的成功与否。

中文的“神学”在英语中的对应词是theology。在英语中，凡是以-ology 结尾的单词都是指某个特殊学科的知识或学问。“神学”一词的希腊语词源是一个合成词，即theos（神）和logia（逻辑、论理）合成，意为有关神的学问，是对神及有关问题的一种谈论、一种论述，这不同于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或“学问”。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或“学问”，与其说重在求知，不如说重在做人。或者说，求知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人。实际上，“神学”这一概念的涵义最初并非仅指纯粹的知识。Theologia作为智性的知识（从神而来的智慧），起初主要被理解为藉启示而产生、被圣灵所滋养、藉学习得以扩展、并终止于“显明的智慧”的一种力量，其渗透并激励着整个的人。这种改变人的力量是“因恩典和上帝的自我启示而产生的”。也就是说，神学是与整个的人有关。这与中国文化中对“学”或“学问”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有相近之处。

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与基督教中国化的关联，正在于如何使“神学”真正成为一门中国学问，如何使神学教育成为一种“成”人的教育{1}。也就是说，中国教会神学教育的目标，不仅要培养具专业知识和学术素养的“才”，更是要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

（一）

首先，作为“成”人教育的神学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而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和技能。就如汪维藩所说的：“神学如果仅仅是纯粹的知识，如果仅仅是借助语言对上帝及有关问题作谈论与论述，那就不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问。神学如果不含有道德性、宗教性的涵养在内，如果无助于立身处世、处事为人，那也就不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问。” {2}

差不多九十年前，赵紫宸在《我对于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一文中，特别指出造成中国教会缺乏杰出的思想家、创作家、神学家种种原因中的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抗议教[即新教]注重民众，因要普传福音的缘故，故特造就普通应用的牧师人才。只要这等人的学识稍稍超过普通民众，加上些西宣教师所传的简单神学及宗教的热忱，便可为教会的前锋。在过去百年间，这种办法，颇收成效。第二，抗议教的神学教育本身非常浅陋，在学识方面只求单轨式的灌输，並无自由开展的启发；故最大多数的神学生全不知中国文化的背境，亦全不知西洋学术进展的趋势，其所学习，除传统的思想和规则之外，几乎别无所事。” {3} 赵紫宸在这里所指出的，不仅是当时的中国高等神学教育在神学和学术方面的浅陋，也暗含当时中国高等神学教育没有注重中国的文化处境，只不过是照搬西方旧有的东西。这样的神学教育并非切合中国教会的需要。

诚然，与西方文化对学问的理解不同，中国文化对学问的理解并不仅仅专注于知识或技能的层面。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中，“学”或“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基本上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知识论的和广义的。首先，从知识论的层面说，“学（习）”是通过格物致知加以扩展知识的“大学”的宗旨。{4} 其次，其广义上的含义，是指人通过学（习）成为圣人。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成为像圣人那样的人。很多人都读过《大学》，据说其是曾子所作，也有人说是孔门七十子后学所作。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的中心意思是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途径，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最终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中，“学”在广义上的含义更为重要。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所指出的，儒家的“学（习）”具有强大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因为“学”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个智识和美德都能得到最大体现的圣人。在儒家传统中，所有的学（习）和实践的活动都旨在帮助学习者成为圣贤，这一目标被认为是可以通过人在世俗生活中精神的或道德的修养来达到的。{5} 

根据朱熹在《大学章句序》所言，早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套教育制度。小孩子到了八岁，就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前者是有关如何应事接物待人，后者是“六艺”，就是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语文、数学六种不同的技能。到了十五岁，其中贵族子弟和民间俊秀，就要学习穷理、正心、修己、齐家治国之道，这就是所谓的“大学”。到了周代，贵族教育仍有“小学”和“大学”之分。“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小学”的必修课。孔子以后的儒家，也强调六艺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更注重“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大学”意为“大人之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其不像“小学”那样专注于“详训诂，明句读”或各种技能的培养，而是侧重于如何“成”人，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也就是说，“小学”是学“事”为主，是知识的积累、技能的增加。而“大学”则是穷“理”为主，是通过格物致知，启发人本性中所包含的仁义礼智之秉彝，寻求治国平天下服务社会人类之大道。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这二者虽有不同，但又是不可分的整体。儒家强调，在日用常行中、在知识的积累中，如何学习“成”人。“成”人教育因此不是单纯的知识或技能教育，而是全人教育。从神学教育的层面来说，中国化的神学教育在关注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培训的同时，更应强调学生在灵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并特别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及中国文化的那种大人文精神。中国化的神学教育既需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各种“才能”，更应培育学生“成”人。

（二）

其次，作为“成”人教育的神学教育应有道德的内涵和社会的关切。如上面所言，虽然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离不开知识的传授和接收，也离不开技能的训练，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以及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神学教育在传授知识、训练技能的同时，更有必要突出育人的实践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说，神学教育就是创造一个空间，让处于信仰群体中的个体在其内践行自己的信仰，操练自己的品德，接受“成”人的培育。神学教育因此提供一个铸造灵魂和品德的空间，在身体、灵性和品德诸方面造就人。中国化神学教育应能够创造这样一个空间，让真知、信德与仁爱在其中得以实践出来，并影响到教会和广大信众。

 这样的理解与中国儒家的教育理念是相一致的。对儒家来说，“学（习）”是一个主要的工具，以促进从人的实然到人的应然转化的实现，从动物性的人到完全的人转化的实现，从不文明的人到文明的人转化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起着核心作用。从本质上讲，儒家传统中的“学习”是指一种特殊的实践或道德培育。这种道德培育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6} 儒家学（习）的主要目的是理解天或天命，并将这种理解应用于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因此这是一个产生内在的美德并学习成为一个有美德之人的过程。{7} 这或许可以提醒我们，中国化的神学教育当强调道德内涵和社会的关切。

在20世纪上半叶本色化探索中的中国基督徒，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道德性和实践性维度。谢扶雅曾说：“中国的‘学’字绝不等于西方的科学或哲学，亦不是指学说，却无宁是学习如何为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篇卅五章》。这里的“下学”意为下学人事；“上达”意为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是说圣人与天地之德相符相合，所以上天能够了解自己。可见孔子心意中的‘学’，主要寓有道德性，甚至宗教性的涵养在内，而绝不像西方那样专在取得知识……中国‘学’字的内容，与其如西方人之求知，无宁在于立身处世。”  {8} 中国的神学教育也应是重在立身处世的教育。

1934年，赵紫宸在《我对于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一文中，认为高等神学教育的目的有三个。第一是出先知。第二，高等神学机关，应当做追求宗教的人的研究机关。第三，高等神学当以实际宗教生活的实验为目的，因为思想离不开行为，行为也离不开思想。{9} 就第一点来说，赵先生指出，一方面，先知要有上帝的呼召；另一方面，要躬身力行，在人群中实行上帝的旨意。不但如此，“在现代的中国，单听上帝的呼召是不够的，须要加上深刻的研究、纯熟的学问，广博的接触。” {10} 而第三个目的则表明中国高等神学教育所要培养的是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人才。而知行合一、即知即行则具有道德和社会关切的内涵。这样的理解，对我们今天的神学教育中国化仍具有启发性。

（三）

第三，作为“成”人教育的神学教育应是一种人格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膺服或接受耶稣基督，每每是从景仰他的卓越人格开始，吴雷川、吴耀宗、徐宝谦、赵紫宸等等，都是如此。

在本色化的神学探讨中，谢扶雅曾强烈建议，将Christology译为“基督学”，而不是“基督论”。他说：“在中国快要产生已有阵痛预报的基督学，则是‘学习’追随基督的实践行为。我们应该有中国的圣保罗、中国的圣约翰、乃至中国的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基督学将不甚感兴趣于信经教条之构作与争辩，或教会宗派之骈生；它必然超越于西方‘天主与复原’两大宗派及其下的分支。它亦必超越西方近代各家神学以及所谓基督派[应为基要派]与近代派[即现代派]的纷争。我们的基督学乃是直探神而人、亦人而神的耶稣基督，追踪寝馈于其生平，而高悬为我中华民族的新万世师表。”{11}  对谢扶雅来说，效法基督的伟大人格，跟从基督，是基督学的真正内涵所在。

（四）

第四，作为“成”人教育的神学教育应有宗教的敬虔和灵性的操练。神学教育不只有待于道德上的实践和人格的养成，更应有宗教的敬虔和灵性的操练。汪维藩老师指出，中国神学“更需溯源于属灵的生活、恒切的祈祷、敬虔顺服的信仰、无限的热情，乃至奋斗的生活、苦难里的锻炼、与教会的深切相关等等。上帝不是研究的对象和客体，卑微无知之罪人也不配对他进行论述或谈论。神学从这一意义上说，应是在奋斗生活中对上帝的一种敬仰、追寻与聆听。这是一种心灵的践履之学，同样带有中国大人文学问的‘天启’ 或‘天语’特征。”  {12} 中国神学如此，中国的神学教育同样如此。

在中国文化中，“孝”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最初形成于周代。在殷周时代，中国就形成了对祖先的崇拜，祖先神被推为仅次于上帝神和社稷神地位。从春秋到战国的诸子百家，各种伦理思想风起，对于孝都有陈述。以孔子推崇仁为核心，而仁的根本则是孝。基于儒家这种孝的观念，从明末清初开始，不少中国基督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或神学家们提出人对神的顺服就是“大孝”。这种神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

在1950年写的一篇有关教义神学的论文中，赵紫宸指出，“真正的神学家要具备两种资格，一种是虔敬的、顺服的信仰；一种是诚实的思想与成长的学问。信仰是从无限的热情，因上帝的恩赐而生出的。寻求学问，人作得主；寻求上帝，人作不得主，因为上帝不是对象，也不伏在人为的假设的命题之下。对于上帝，人只有等待，顺，信受，崇仰。”  {13} 他接着说到：“教义神学是要与教会有深切相关的思想家，由上帝的恩佑，由心血里吐出来的。” {14} 神学家如此，神学教育家同样如此。

“内圣外王”可以作为儒学全部学说的总概括，也是儒家教育的目标。《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自身修养成为圣贤的一门学问。“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在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的一门学问。儒家传统中这种“成”人的教育观念是神学教育中国化需要加以借鉴和吸纳的。神学教育既有内在的个人的向度，也有外在的社会的向度。中国化的神学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不仅要有教会的意识，更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爱国爱民，以人类的福祉为目标。

与西方的教育不同，在这种“成”人教育的实践中，教育的目的不是为知识而知识，也不是为技能而技能。总之，尽管在神学教育中，神学知识的传授、宣讲牧养技能的训练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全人的教育，是灵德智体群美的全面教育。

脚注：

{1} Edward Farley, Theologia: The Fragmentation and Unity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3,153.

{2} 汪维藩："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金陵神学志》，1997年第3期，第3页。

{3} 赵紫宸："我对于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1934）"，见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卷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77页。

{4} Julia Ching, "What Is Confucian Spirituality?" in ed. By Irene Eber, Confucianism: Dynamics of Tradition，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 1986, 75.  

{5} Yao Xinzhong, An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6.

{6} Yao Xinzhong, An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9-10.

{7}  David L. Hall&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84.

{8} 谢扶雅："经学时代、佛学时代、基督学时代"，见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117页。

{9} 赵紫宸："我对于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1934）"，见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卷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第577-79页。

{10} 赵紫宸："我对于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1934）"，见同上，第578页。

{11} 谢扶雅: "经学时代、佛学时代、基督学时代"，见《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1986年，第125页。

{12} 汪维藩："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金陵神学志》，1997年第3期，第5页。

{13} 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1950），见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184页。

{14} 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1950），见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四卷，2010，第187页。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