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上世纪初，中国教会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基督教本土化，以应对日益高涨的“反教”风潮，沈子高主教就是其中一位先行者。他曾在南京、西安、成都、上海服侍，期间他有意识地提倡中国风格的教会建筑与绘画，从而减少中国国民对基督教“洋教”的误解。沈主教就教会神学实践及基督教艺术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思考。这种思考对当时以及现在中国教会深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探索留下宝贵遗产。

      【关键词】沈子高  神学思想 本地化   

      一、研究动机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欺凌运动日益高涨。为了回应社会的挑战与冲击，也为了教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教会中的有识之士便有意识地提倡中国风格的教会建筑与绘画，从而减少国人对基督教“洋教”的误解。他们开始教会神学实践及基督教神学与艺术本色化的探索。 

      基督新教中有赵紫宸、范天祥、沈子高等，他们都是教会艺术的提倡者。他们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中国教会的神学与艺术本色化运动，他们的思考对于今天的基督教中国化探索也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天主教的代表人物有刚恒毅神父，他曾经引用罗马时代诗人贺拉斯的名言：“过与不及，皆非正确”。刚恒毅神父同样认为，普世教会的图像传统与本地艺术的表现手段是不矛盾的，甚至是互补的。

      刚恒毅神父说：“本地画家和雕刻家要用他们自己的技巧来表现，但他们必须说出一种新的语言，那就是他们必须再现一个基督教人物。在这里形式决不能压倒理念。相反，理念必须是形式的绝对主宰。因此本地艺术家有信心保留本地化的技巧和风格，但他们又必须毫不犹豫地去修正自身艺术中程式化的东西，要学习和接纳普世教会圣像画的传统。”他分析了实质与内容，形式与理念之间的关系。{1}

      沈主教在西安圣公会服侍有12年之久，他在西安期间，是国共两党斗争与合作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关键点。他为延安输送革命人才，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当年留下宝贵的神学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了解与学习。

      二、生平简述

      沈子高（1895年-1982年），字炎若，祖籍江苏吴江，生于上海，受父母影响，从小学开始就在教会学校读书，1914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科，1917年从该校神科毕业，时年23岁。旋即任南京圣公会道胜堂牧师，他立志变革社会，教化民心，是年创办益知小学，并担任校长，为南京下关教育事业奠定基础。{2}1919年小学改名为“道胜小学”，1942年增设初中，更名为“私立道胜中学”。在道胜堂工作期间，沈牧师曾赴英国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进修神学。

      沈子高牧师于1934年获圣约翰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被祝圣为主教，同年沈主教赴西安主持圣公会陕西传教区的工作。1935年沈主教在长安魏家寨设立分会，成立合作社，推动小额贷款，帮助信徒农业改良，发展生产。1936年与西安青年会合作在北大街创办圣路中学。在西安期间，沈主教提倡教会礼仪民族化。他还力主中国教会自主自养，终于使陕西圣公会成为中国信徒完全自筹经费的教区。1945年沈主教在西安北大街西华门教会原有基础上新建了教堂，取名“景风堂”。{3}“景风”是唐代景教对圣灵的称呼，他竭力想让基督教与唐代景教历史联系起来，减少基督教的殖民色彩。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曾掩护爱国进步人士去陕北，与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往密切，国民党对他的关注提升，迫于形式，他在抗战后期被迫离开西安，赴成都华西神学院执教。沈主教任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主教院书记，后兼任中央神学院院长。{4}

      1947年底，沈主教回到上海主持圣公会的工作，兼主持在南京中央神学院的工作。1952年该院与其他11所神学院一起并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沈子高主教于1952-1958年任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1982年担任《赞美诗（新编）》顾问。

      沈主教一生忠于信仰，钻研神学，为人厚道，为后人留下佳美的脚踪。在白色恐怖时期，不畏强权，他与共产党人交往，掩护支持爱国青年，为党的抗日事业做出了贡献，反映了他的爱国情操。

      三、神学思想

      纵观沈主教一生，爱国爱教是他一生鲜明的人生写照；注重灵性与理性的平衡为中国基督教的健康传承提出方向；特别是在信仰表达上本色化的努力做出很大贡献。这是沈主教神学的三个显著特征。

      1.爱国爱教。沈主教支持正义革命事业，反对内战。高举民族独立的大旗，英勇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到西安协调各方面的事情，希望和平解决，期间周恩来副主席通过陕西省禁烟要员钟可托联系到沈主教。钟可托是沈主教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于是沈主教邀请西安各界基督教人士，主要是西安的基督教传教士到沈主教家中相聚，周恩来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通过传教士向外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5} 事后，周恩来写信给沈主教，信中说他是与董健吾一样奔走和平的人。

      1936年12月，他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达西安，就应邀到基督教圣公会主教沈子高家中会见在西安的中外基督教人士，并作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解放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讲话。{6} 

      同时沈主教的家也成为一批爱国志士、有为青年到延安的联络点。同时他的家成为董建吾{7}与浦化人{8}在西安的落脚点。一次国民党特务得知一位浦牧师是共产党员，立即到南新街的浸信会教堂进行搜捕，结果迎接他们的是英国的Burdett牧师，发现是外国人，不是自己要找的中国人浦牧师，发现搞错了。沈主教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将浦化人牧师一行送出西安，最终平安抵达延安。

      1950年4月，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基督教民主人士组成的华北访问团来到北京，与京、津部分教会人士谒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教堂活动等一系列问题与周总理沟通。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与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全称《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表明基督教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宣言指出基督教曾经被帝国主义利用来侵略中国。沈子高主教时任中华圣公会主教院的书记，他积极表达立场，曾经草拟过一份牧函(即发给信徒的公告)，同意教会应该实行“三自”，表示拥护三自运动，且成为首批《三自宣言》的签名人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三自宣言》和首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徒的名单，并发表了社论。{9}

      2.灵命与理智平衡。沈主教早年在道胜堂服侍时设立了道胜小学。1936年在西安开设了圣路中学。一生都在教学、学生、神学院之多维度服侍。说明他不单注重灵性，也注重知识。

      二十世纪早期，内地会的传教士强调，灵魂的悔改和个人得救为福音的第一要务。贾玉铭牧师曾出版了《圣徒心声》，其也是圣诗中国化的典范。贾玉铭牧师的诗歌比较注重个人的主观体验以及信徒与神直接交流的感受，是感灵而作的，体现出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心路历程。 

      沈主教强调灵性与理智并重，且要平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金陵协和神学院以题目为“灵命与理智”进行演讲。他对学生的演讲中提到中国教会的信徒追求灵命是好的现象。只是要回到圣经去确定丰富灵命的标准是什么。沈主教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一、圣经中的灵命范围和性质；主耶稣、使徒们和教会领袖们丰富的灵命中的理智成分；何以丰富的灵命需要理智。{10}

      沈主教提到耶稣丰富灵命中的理智成分。圣经中三次提到耶稣的智慧，耶稣的敬虔属灵是和理智打成一片的。他还提到新约中的使徒约翰，他说：

      “大家公认第四福音最为属灵，同时也该思想到约翰怎样将犹太神学中上帝的话和希腊哲学以及斐罗的道的融合起来介绍基督给希腊罗马世界。这位爱的门徒得到耶稣的心传，将理智与虔诚打成一片来证道。”{11}

      他还说：“圣经这本我们所宝贵的最属灵的书，是无数学者用理智整理和翻译的果子。改教大家中那一位不是大有学问的人，马丁?路德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加尔文曾在法国巴黎大学讲学，约翰?卫斯理弟兄皆如此。”

      3．中国化的尝试。南京道胜堂建筑保存下来的有四幢。均为中西合璧式，外部是典型的民族风格，内部为西式装饰，现存建筑有歇山顶和攒尖顶两种，建筑物均为砖木结构，筒瓦屋面，檐下彩绘。建筑总面积2173平方米。

      他在西安北堂时新建的教堂取名为“景风堂”，也是延续了景教的本土化思想。他在中央神学院服侍期间，设计了一张祭坛，是一个专制的木桌，正面有太阳从海上升起云纹、十字架的木雕，太阳寓意清晨的日光，他据《路加福音》第1章78节的经文而创作。这个木雕极具中国化的特色，是沈子高院长的精心设计。这个祭坛后来他带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曾举行仪文式圣餐时，用此祭坛，目前这个祭坛依旧保留在金陵协和神学院。 

      他还积极参与圣诗创作中国化。由范天祥、杨荫浏、沈子高、刘廷芳、周淑安、文贵珍、江民志、费佩德、铁逊坚、鲍哲庆等组成编委会，刘廷芳担任编辑会主席和文学委员会主席，杨荫浏担任总干事，范天祥担任音乐编辑。历经几年的筹备、搜集、筛选、订正、编撰，新编诗集《普天颂赞》于1934年11月交由上海广学会出版，1936年全国发行，包括五线谱本、数字简谱本和五号文字本三种版本，初版发行量达11.4万本。沈主教在世时十分关心《赞美诗（新编）》在圣诗中国化方面的努力。{12}  由于基督教兼有西方和宗教的特性，随着中国民众开始崇尚科学理性，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也日渐强烈，中国社会内部出现反对基督教的呼声。1922-1927年间中国社会出现非基督教运动，给中国教会带来全面冲击。但与此同时，中国教会也加快了本色化进程。作为一部面向中国教会的赞美诗集，《普天颂赞》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这些赞美诗中，有62首是创作的歌词，72首是采用了中国风味的曲调。1982年他被邀担任中国基督教圣诗委员会顾问，对于推进中国圣诗民族化提出过不少的好建议。  

      结语

      沈主教坚定信仰，追求真理；他满怀爱国情怀，执着上帝是爱的信念；他以先知的精神和洞见，不断探索和丰富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他站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潮头，以思想家的深邃与远见，思考信仰和时代、与社会高度契合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改变了中国基督教的面貌，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人物。

      当下中国基督教界正在进行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沈主教的神学思想对我们探索基督教中国化带来很大的启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唐晓峰研究员认为：如果说在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个体认同等方面，中国的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做得不成功，基督徒及其团体自然负有一定责任——他们需要主动热情地投入到和谐社会建设中；需要更有成效地建设契合中国文化、符合现代社会理念的神学思想；需要以先知的“服务精神”，而不是一味的“批判精神”融入社会及人群。{13}他还认为，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中国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地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这种必要性所产生的责任不应仅仅由基督徒来担当，还与基督徒所处的社会相关。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基督教中国化始终处于过程之中，正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样，基督教中国化问题也始终不会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需报之以持之以恒的关注和努力。

脚注　 

{1}顾为民：“中国基督教宗教艺术的历史”，https://www.hnbllw.com/ganenqinqing/2020/0422/196263.html（2022年8月10日访问）。

{2}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官网：“首任华人校长沈子高的后人走进十二中校园”，http://nj12z.njgljy.com/NewShow-41067.aspx（2022年8月11日访问）。

{3}1916年浦化人牧师一开始在西华门附近建立教堂，占地四十多亩，后发展有孤儿院、毛巾厂、培德小学、圣路中学，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改称西安市教会北大街礼拜堂。1999年因城市拆迁，搬迁到西安市龙首村。参《陕西省志?宗教志》（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陕西出版集团，2012年，727页）。

{4}1925年春在美国圣公会捐助下购买了位于南京韩家庄84亩地，民国15年6月破土建神学院。1927年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占用校舍，神学校迁至上海，暂借圣约翰大学继续办学。1929年4月迁回南京。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院舍被洗劫，神学院迁至北京圣公会会所。1941年停办。1947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内复院，沈子高主教任中央神学院院长，毛克忠任董事长。1952年该院与其他11所神学院一起并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参《上海宗教志》（《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01年，468页）。

{5}沈以藩：“回忆我的父亲沈子高主教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一些事迹”，《论坛心声》，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1996年，352页。

{6}王肖燕：“对周恩来宗教观的几点认识”，原载《中国宗教》，北京：中国宗教出版社，1998年第2期，第32页。

{7}董健吾（1891-1970年），小学毕业后，去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念书，在这里他彻底接受了基督教，成为了基督徒。1911年，董健吾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要学习理科。“五卅惨案”发生之后，董健吾被聘为圣彼得教堂牧师，不久之后与浦化人在冯玉祥军中担任随军牧师。1931年，董健吾来到西安圣公会任牧师，1933年离开西安到延安。他就是斯诺著《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原型。 

{8}浦化人（1887-1974年），1909年考入苏州圣公会所办的桃坞中学。因信奉基督教，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后任牧师。1924年跟随冯玉祥将军。1925年，任西北军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及西安的育德中学校长。1927年4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6月，调任延安外国语学校英文系主任。1949年6月，任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

{9}徐晓鸿、吴巍主编：“发起三自革新运动”，《与祖国同行——我国基督徒爱国史迹》，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20年，第72页。

{10}沈子高：“理智与灵命”，《金陵神学文选》，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2年，第170页。

{11}同10，沈子高：“理智与灵命”， 第176页。

{12}第一本由中国教徒独自编纂的赞美诗集来自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908年，时任基督教青年会机关刊物《青年》副主编的谢洪赍对此诗集进行增补，他自己创作并翻译了30余首诗歌，并从《颂主诗歌》《江南赞美诗》中又选取50首，将其由47首扩充为130首，仍旧命名为《青年诗歌》。有人认为这是最早由中国基督教徒独立编译的圣诗集。参王鑫：《基督教(新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探研》，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06年，第9页。 

{13}唐晓峰：《基督教中国化如何开展？》，北京：中国民族报，2021年11月10日 。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