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广大区域的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在中国，也断断续续地传播了一千多年，有着深远的影响。近代学者普遍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明代的天主教，清代的新教（国内一般称为“基督教”或“耶稣教”）。由于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文化氛围及地理位置等各个方面都有独特的优势，所以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中，陕西也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四个时期，都在陕西有所发展，且有一定规模。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竟然很少有人重视，甚至逐渐被人淡忘。有鉴于此，笔者花了一定的时间，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出这篇文字，力求藉此梳理出基督教四次传入陕西的发展脉络，为对陕西基督教历史感兴趣的同好，提供一点思路。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常识性的介绍，而非学术性的研究，所以对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不作辨析，只介绍较为常见的观点。

一、唐代的景教

　　西方教会及来华传教士中，一直有基督教很早就传入中国的传说，比如“多马说”、“东汉说”、“三国说”等，但因缺少有力的证据，并不被治学严谨的学者所接受。截至目前，基督教传入中国最为可靠的历史资料，是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西安城西（一说是在盩厔，今周至县）出土一幢巨大的石碑，上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数字，碑文叙述了“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立碑时间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此碑才一出土，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很多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争相前往参观并研究。经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仔细辨认，一致认为此碑记述的“景教”，就是基督教，属聂斯脱利派，与当时正在中国传播的天主教同根。至于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何以称为“景教”，学界多有争议。景教碑记：“真常值道，妙而难名，功用照彰，强称景教。”学者李之藻认为，“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所以一般认为，景教的意思就是“光明正大的宗教”。
　　由于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属于聂斯脱利派，所以有必要在此对该派作一简要介绍。公元435年，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约380－451）因其神学主张的缘故，被控为异端，并被罗马皇帝放逐。但其追随者仍在上埃及、叙利亚、两河流域、波斯等地传教。498年，聂派教会宣布与罗马教会决裂，自称“东方儿女”，先后以波斯及叙利亚为中心，称迦勒底教会，或亚述教会，他们怀着极大的宣教热情，以波斯的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为中心，沿丝绸之路向东亚地区传教，一直传到中国，因此被称为“着了火的教会”（A Church on fire，意为“一个充满热情的教会”）。
　　按景教碑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聂斯脱利派的波斯传教士阿罗本（Olopen）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唐都长安（今西安），成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先驱。此时在位的唐太宗（李世民）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所以谴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在西郊迎见，将他请到皇宫，向其讨教教义，并准其在皇室书房翻译《圣经》。按着常理，阿罗本不太可能一口气从波斯径直来到长安传教，因此有人推测，在他来长安之前可能已在长安以西的中国边陲传教，且有一定的影响。此次进京，是因有人报告朝廷，故太宗隆重接待之，基督教由此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接纳，可以奉旨公开拓展教务。此种推测虽然在情理之中，但由于缺少有力证据，并且也无从知道他们何时开始在边陲传教，所以学者一般还是以贞观九年（635）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由于阿罗本最早传教的长安属于陕西，故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也即为基督教传入陕西的年代。
　　贞观十二年（638），太宗在对景教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之后，认为该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于是批准阿罗本在中国传教，并在长安西郊的义宁坊划地拨款，兴建了教堂，此为基督教在中国所建的第一座教堂，当时称“波斯胡寺”或“波斯寺”。从此，基督教在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传播。自太宗至德宗，景教在中国发展极为迅速。
　　高宗（李治）即位后，对景教的兴趣较之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继承了太宗的宽容政策，对景教给予极大的支持，“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即维护了阿罗本为景教大总管的宗教地位。据景教碑记载，高宗对景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除都城长安外，“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一时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目前，陕西周至县存有一座古塔，系唐代一座修道院性质的景教寺的遗址，这座古塔无声地见证着基督教曾经在陕西的辉煌。
　　高宗死后，政权很快落在武则天的手里，在她在位的近半个世纪，景教遭到了厄运。由于佛教徒曾经有恩于武则天，所以她大力提倡佛教，对景教则进行压制和攻击。
　　玄宗（李隆基）登基后，开创了被称为“开元盛世”（713－741）的黄金时代。宗教政策方面，玄宗恢复了太宗的宽容政策。景教碑记载，他曾命令自己的五个兄弟亲自到景教寺设立神坛，并对被毁坏的建筑物进行维修。开元期间，玄宗“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做礼拜）”。天宝元年（742），玄宗命大将军高力士将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代皇帝的画像，送到教堂安置，并送去百匹丝绸，以示嘉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玄宗在位期间，发生了景教寺改名的大事。唐太宗在位时建造的景教寺原名“波斯寺”，天宝四年（745）年，玄宗颁发诏令，称“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此后所建的景教寺，均被称为“大秦寺”。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景教信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有功，后被赐紫衣袈裟，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代宗（李豫）时，每年圣诞节都送异香给教堂，并备御膳给传教士。德宗（李适）即位，对景教亦有好感，登基次年，即建中二年（781），便有景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叙述了景教在唐朝传教的近150年的经过，以为永久的纪念。
　　德宗之后，唐朝进入衰落时期。建碑之后，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805－840）几代皇帝，景教在这期间的发展基本还算顺利，但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发展。
　　会昌五年（845）八月，唐武宗（李炎）下令灭佛，强行拆毁寺院，强令僧尼还俗，史称“武宗灭佛”，或“会昌法难”。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祅二千余人。”武宗灭佛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佛教，但从上述记载可知，景教和祅教都受到了牵连。此间，不少景教寺被拆毁，传教士被驱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极有可能在此时被掩埋地下。
　　武宗灭佛带来的灾难，对景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景教便一蹶不振，除在南方港口城市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尚有少数信仰者外，中原地区已经几乎见不到景教活动的踪迹，官方史籍也不再有关于景教的记述。由此可知，基督教在陕西的传播历史，中断了一个较长的时期。

（未完，待续）

原载于《陕西基督教》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