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意思是说，到了这个年龄，行事为人不必再依赖于别人，不必再左顾右盼，完全可以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以我为主，但又不会破坏规矩，扰乱秩序，说明此时人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标志，用吴耀宗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基督教的革新运动，就是基督教的新生。”{1} 这个新生的起点是1950年7月28日，迄今整整70年。换言之，中国教会已经进入了“从心”之年。反顾今天的中国教会，是否可以不再左顾右盼，有了自己的可从之“心”？这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笔者长期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尤其关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基督教史，把政治、社会的激荡作为教会活动的背景，通过考察诸多教会人士的心路历程，寻找中国基督教自我更新的道路。本文就是基于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点滴思考，期望能引起更多同工对三自问题及基督教中国化的真正关注。

一、吴耀宗、丁光训对三自成就的总结

我们先来谈谈三自的成就。说到成就，吴耀宗和丁光训分别于1956年和1980年作过非常经典的总结。

1956年3月15日，吴耀宗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1954年7月-1956年3月）”，报告用三大见证的形式总结了三自的成就。{2}

“第一、实现中国教会三自的见证。”吴耀宗指出，“三自爱国运动的基本意义就是要中国信徒管理自己的教会。”而中国教会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完全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使中国的信徒更能效忠于基督，更能为基督的福音作美好的见证。”

“第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吴耀宗一向认为，耶稣是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仇视人”的制度的，福音所提倡的是“互助合作、平等友爱”。当他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后，便认定这是可以实现基督教理想的社会制度。他举了北京一位女传道的话来说明社会主义带来的变化：“过去我们在礼拜堂里听到许多仁爱公义的道理，一走出礼拜堂，所遇见的却到处是残忍、苦难和恐惧。只有在现在，我们所传的和我们所见的才能一致，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按照我们所信的去行。”

“第三、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见证。”主耶稣是和平之君，他的降生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中国基督徒关心和平的事，为世界和平祈祷，为维护和平抗争。吴耀宗说：“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们不断地听到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借口的准备战争的宣传。这一种战争的宣传，在今天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时期中不但没有消灭，有时反而更加嚣张。”基督徒祈祷和平，而近代以来，战争的策源地却往往是“基督教国家”。

1980年10月6日，丁光训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作了“回顾与展望”的开幕词，提出了“三自成就巨大”、“三自任务未了”的著名论断。{3} 他指出，三自至少取得了三大成就。

“第一，使中国的基督徒变成了爱国的基督徒。”他说：“自19世纪中国有了基督教以来，整整一代爱国的、同祖国人民有共同语言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上出现，这还是第一次。”

“第二，改变了中国基督教的面貌。”中国基督教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宗教团体，不再是“外国传教差会的附属物，而是中国一部分公民出于对基督的信仰和热爱而自己结合起来、带有中国特征的基督教。”我们正在努力使基督教“植根于中国文化，形成一个中国的自我，一个中国的实体”。

第三，“三自逐步改变了各界人民对中国基督徒和中国基督教的观感。”由于中国基督教认同社会主义制度，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同胞心目中，基督教不再是个洋教，也不再是崇洋的，或吃教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徒同样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公民，基督教是中国公民完全有权利经过自己的选择来信奉和维护的一个宗教。”

二、从基督教中国化角度看三自成就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基督教进入中国那一刻起，就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并且，传教士也在中国化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从唐朝景教的“道圣符契，天下文明”{4}，到明清天主教的中士西士对答{5}，从基督新教初传时的《三字经》{6}，到晚清时期传教士提出的孔子加耶稣{7}，不同时期的传教士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然而，绝大多数传教士学习、吸收中国文化、适应中国社会，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并未触及核心问题。一旦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绝大多数传教士必然排斥中国文化。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成为一股强势力量，缺乏适应中国社会的动力，从而导致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引发了大量被称为民教冲突的教案。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教会诞生了第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教育，深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同时，他们又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忧国忧民之情促使他们努力思索，积极投身中国教会的自立与本色化运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倡导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8}。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中国基督教界的有识之士，也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爱国、救亡、图强的热潮中，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现实、立足于中国文化，阐释基督教信仰与神学。主张将神学“下种在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里”{9}，提倡将中国教会建设成为“适应中国时势和满足新文化需要的教会”{10}，中国教会“要实在通合中华民族本有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经验”{11}。尽管如此，基督教依然难以彻底中国化，它身上的洋教外衣依然引人注目。

2016年以来，由于习近平主席及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基督教中国化的话题再次成为政界、学界和教界的热点，目前已经形成一些共同的认识，尤其是关于什么是基督教中国化的讨论，三界一致认可了它的三个方面，即政治认同、社会适应和文化表达。其中，政治认同是其它方面的基础，而基督教革新宣言正是中国基督教的一份政治宣言，它明确指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的政治立场及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心。所以，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基督教革新宣言已经奠定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坚实基础，为中国教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笔者以为，在三自70周年之际，中国教会应该立足基督教中国化，大力宣传三自所取得的这一伟大成就。

三、三自理论研究的不足

早在1980年，丁光训就指出：“三自爱国运动是正义的、合理的、必要的，它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更有重大的神学或属灵意义。”{12}2000年在上海召开的“《丁光训文集》研讨会”上，他再次强调三自研究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受过系统神学和教会历史训练的人来研究三自，在神学院开设三自理论课。

回顾70年的历史，不能不说，中国教会对三自理论的研究严重不足。这种不足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人才匮乏。

以笔者所熟悉的神学教育为例，三自课至今仍未纳入神学专业课程，致使三自课身份尴尬，既不像神学，又不像三自。其实，三自的三个方面——治、养、传——无一不与神学教育和教会牧养密切相关。治即教会治理，涉及到教会体制，这是系统神学中教会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纵观今日的神学教育，是否已经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呢？养即教会的社会属性，也是教会论的关键。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体制下实现中国教会的自养，这难道不是关系中国教会命运的大课题吗？传即释经与神学。这个话题神学思想建设以来谈得很多了，笔者不再赘述。

由于重视不够，投入自然不足，也就不可能培养出大量的人才。在神学院，从事三自研究的学生，在同学中仍然有被另眼相看的感受。以金陵为例，过去30年，三自研究的硕士论文不会超过5篇，这就足以说明三自理论的困境了。

第二、中国教会整体仍然缺乏三自理论的自信。

虽然教会前辈已经有了不少三自理论的闪光思想，但由于没有及时整理，形成有系统的理论，因此，对广大教牧同工来说，三自仍停留在口号阶段，严重缺乏三自理论的自信。从上世纪50年代三自发起之时起，就一直存在反对三自的声音，支持这种声音的一个根本理论即共产党是反宗教的，他们推动中国教会发起三自，目的在于控制、限制以至消灭基督教，而那些与中共合作的教会领袖都是青年会派的，他们根本没有信仰，是不信派。这种声音至今依旧。我们不少信徒，甚至一些教牧同工，听到这种声音，多少是有些认同的。

其实，这些反对的声音，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无法解释中国教会70年来的发展，根本经不住检验。但是，我们似乎就是难以从正面来回应它们，不敢大声地反驳它们。这足以证明理论自信的缺乏。

四、三自理论研究几个关键点

第一，三自历史的研究。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历史研究是一切理论研究的基础，中国人的思维中，历史逻辑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对三自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帮助我们厘清历史事实，探索三自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楚教会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性，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给教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在中国教会实践中寻找到三自理论的基石，意识到实践对形成理论的重要性。

第二，中共宗教理论及宗教政策研究。过去70年，中国教会的命运与中共的宗教理论与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决策未来。

第三，历届代表会议的研究。每一届代表会都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和对未来工作的展望，其中蕴含着许多闪光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必然形成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线索，研究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理论发扬光大，使其形成系统的理念。

第四，重要人物的研究。重要的思想皆有其源头，这个源头通常来自有思考的教会领袖，对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推进三自理论研究。

      五、追寻神学上的自己

1998年开启的神学思想建设，目的就是要在神学上找到中国教会的位置。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通过对丁光训提出的宇宙的基督和上帝是爱的命题的深入讨论与研究，中国教会已经基本上扭转了以“超政治”为口号脱离甚至背离中国社会大环境的现实，使中国教会找到了践行《三自宣言》“在新中国努力”的神学依据。可以这样说，《三自宣言》象征着中国基督教在政治上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有机体中的一员，而神学思想建设，则在神学上拆毁了隔在教会与社会、信与非信之间的墙。

吴耀宗与丁光训作为新中国两代中国基督教领袖代表人物，都在忠于教会、忠于祖国的前提下，完成了各自的使命，为教会和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一个更大的命题摆在我们面前，即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是多层面、多向度的，神学的中国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向度，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向度。

在今日中国，说到基督教神学，通常都是指西方神学。西方神学的诞生，是以古希腊哲学为其理论背景的。由于古希腊哲学在与基督教相遇的时候，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足以消解掉那些与其基本逻辑不相符的理念。19世纪德国教义史学家哈那克曾说，以其说是基督教神学披上了希腊哲学的外衣，不如说是希腊哲学披上了基督教神学的外衣。

古希腊哲学强调逻辑，重视理性，执着于二元之分等等特征，经早期教父的反复强调，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基本特征。神学成为西方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神学家思考神学的问题，必须满足其学术需求，因而，神学与哲学越来越密不可分，以至于基督教神学传入中国，所呈现的样式更像是西方哲学。

从西方神学诞生的经验来看，神学中国化的重要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思想。中国化的任务，就是要将基督教神学这个“宝贝”从希腊哲学的“瓦器”里拿出来，放在中国文化的“瓦器”中。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神学中国化的问题，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气质的神学。

                                                                            本文原载于《陕西基督教》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