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不是仅仅表现在教堂建筑、崇拜礼仪、活动方式等外在形式上的中国化，其根本是要体现到思想层面的中国化。中央统战部王作安副部长曾指出： “宗教思想中国化，是宗教中国化的灵魂。”从文化交融层面来说，不仅需要实现文化披戴，更要实现文化相融。多少年来中国教会的前辈们为基督教中国化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果。可以说中国化已在路上，但还任重道远。需要我们继续积跬步至千里，绝不是搞个运动就能一蹴而就。对今天中国教会来说，也许可以先从四个方向着手：

一、基督教中国化，须深化 “道成肉身”的神学思考 

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教会在神学思考上，基本上围绕着“基督论”这个命题而展开。如：文革刚结束后，教会恢复活动。很多教会领袖在不同场合都开口见证“死而复活”的基督，相信是他掌管人类历史，护佑引导我们走过幽谷。以丁主教、沈以藩主教等为代表的中国教会领袖在国内外演讲的时候，分享最多的一个神学主题便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强调中国的神学思考要在中国文化的母体里面进行，要结合中国的文化和现实，要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处境中展开，这实际上是对“道成肉身”教义的引伸、丰富和发展。丁主教阐释的“宇宙的基督”神学理念，扩大了基层教牧人员和信徒的神学视野，改变了原来只关心个人得救，和将“得救”仅理解为死后能上天堂的狭窄理解，而是从更广阔的宇宙的基督视角，来看待神人关系、人人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动物关系。

中国基督徒，历来对“道是如何成为肉身”这样带有西方思辩特点的问题不是太感兴趣。因为秉承“天人合一”文化传统的中国信徒要去理解“神人二性”、“道成肉身”并不那么困难。中国基督徒更多关注“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道在哪里成为肉身”以及“道成肉身对我们的启示”。

不少深受极端基要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信徒，虽注重灵命建造却蔑视物质世界的建设、注重灵魂得救却轻视身心健康、注重来世盼望却忽视今生责任，并且人为错误地划分神圣与世俗，在信与不信之间垒起高墙等等，这些神学理解不能全面地反映启示。因此，深化“道成肉身”的神学思考，显得更加迫切与需要。

人是活在文化之中的，人出生之后就进入特定的文化传统中。中国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抹不去的文化基因，已经融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框架和行为方式中，融入到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基督徒的血液之中。当无限的神向有限的人启示他自己时，他必须使用“这里”人的语言、“这里”人既有的概念来言说，即必须用这里人的“乡谈”来述说，否则这里的人们无法体会、难以理解。

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使得我们不但能藉着“肉身”来认识上帝，更可以从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来经验上帝的救赎，参与上帝的创造。道成肉身的神学必须是从本土文化中建构起来的神学。换言之，中国的基督教必须实现中国化。基督教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首先必须适应中国的“生态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       

沈以藩主教曾指出：“基督道成肉身，参加世俗生活。这没有降低道，相反祝圣了世俗生活，彰显了上帝荣耀。”         

上帝主动道成肉身，进入特定的人类历史，分享人的软弱经验，凡是与弟兄相同，承受人类实际的苦难。以加利利湖为背景的耶稣的教训，原本就是日常的、非常生活化的。上帝儿子进入当时犹太子民的生活，来向他们传扬、阐释真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黑人神学以肤色、种族歧视经验为背景、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以阶级剥削经验为背景，以及女性神学以性别歧视经验为立论根基，乃是这些神学迈向生活化、经验化并重现福音生机的关键。神学愈是与人们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经验相关，与人们的悲苦忧伤喜乐相关，才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神学也才愈能透过十字架的奇迹对人的生存状态和希望做出深刻的思考。

二、基督教中国化，须有“以行体信”的社会见证   

谢扶雅先生认为：中国是“行”的民族，不像犹太或印度天生是“信”的民族，或象西洋人那样是“知”的民族。

“西方1800年以来，曾用了‘以知证信’的方法造成了璀璨的基督教神学，则我们的‘以行体信’，自可创出蔚然可观的华夏基督教文明”！

在一个注重知行合一的民族中，基督教若只有将教义论证得“天衣无缝”、自身的信仰亦极其热心，但在行为上无法活出耶稣的虚怀若谷、无私奉献、普世情怀，他所代表的信仰也就“大打折扣”，甚至自绝于文化主流。

众所周知，与西方思辨传统不同，中国社会在当代更为需要的似乎是一种“实践理性”、“应用伦理”。到目前为止，基督教的身影处在社会边缘，并不明显，更不高大，而这一切的改变都需要“爱”的精神及其实实在在的社会奉献。中国基督徒只有以行动来证明基督教是爱的宗教，这对处在“听其言，观其行”、“言教不如身教”的中国文化处境的同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基督教只是道理讲得多、唱得多，而不见其行动，这显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尊重。

近些年中国教会人数增加有目共睹，但我们没有用像早年西方奋兴运动传统的街头闹市游行布道方式，而是更多教导信徒“荣神益人”，通过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基督作活的见证去影响周围的人们。事实说明，这种身体力行、以行体信的方式比口头说教更有力量。

基督教在中国有慈善的传统，当年基督教在中国办了大量医院、学校、老人院等公益事业，对那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小影响。但尽管如此，我们颇为遗憾地看到，因基督教近代来华传播时有意无意地卷入了政治及文化冲突，让中国近代社会感受到的“福音”有所“变音”，爱的精神难以真正显现。 “洋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知定式。不少人以怀疑、警惕的眼光来看待基督教，在政治共识和社会共建上对教会的参与并不抱有太多信心。“三自爱国运动”使基督教在政治地位上的确摘去了“洋帽”，但在民众心里，基督教的“洋帽”仍然在很大范围内存在。要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光靠政府的政策，还得靠基督教自身的努力。

丁光训强调中国神学的“实践”意义，把它看作是一种“伦理神学”而不是“思辨神学”，是一种“行动神学”而不是“系统神学”。他指出，中国神学建设应该把重点放在“实践的”、“大众的”和“应用的”问题上。这种应用神学或实践神学在当代中国主要体现为神学伦理学或道德神学。因此，任何一种宗教的发展都要做到信仰与实践相统一。

当下若把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联系、融合，若把基督教建设成富有中国伦理特色的道德型、奉献型宗教，这既可顺应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向，又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基督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过度伦理化也会导致身份认同的缺失。基督教的伦理化道德化固然可能得到新的生长点，然而这种基督教往往以抽去了伦理背后的理念支撑为代价，依旧无法寻求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作为宗教的文化身份认同。基督教中国化的命题若只在伦理化和道德化的维度上进行阐释，就会使其宗教本身应具有的价值理想有所缺失，使得基督教的内在精神和外在社会功能内外两个层面上的发展极不平衡，作为宗教意义上的基督教也就难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去的身份认同。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排拒信仰，也对宗教持有充分的开放和吸纳之态。特别是“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的号召，给了宗教更大的正能量空间，显然给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重新定位带来机遇与挑战。我想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我们要善于捕捉和抓住机会，去谱写中国基督教新的历史。

三、基督教中国化，须要有“以和为贵”的思想追求

和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理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足见人和最为重要，“和”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和好”，我们所传的是“和好的道理”，所信的是“和平的福音”，所说的要像盐一样调和，彼此和睦（参太5：24；徒10：36；林后5：18-20）。因此，结合圣经教义、传统文化和当下时代特征，当我们在牧养上遇到基督徒与非信徒或基督教与传统文化抑或民间信仰（其它宗教）的冲突问题时，我们的原则就当是“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12：18），这句经训的提醒是：既要有原则又要有包容的灵活措施。

比如：基督徒如何在神学上能恰如其分地解释其它宗教、包括一些民间信仰的现象？如何在家庭、村子里去面对因为不同信仰而引起的冲突？如何准确地理解“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民间信仰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根深叶茂，影响千家万户。基督教想要在那种充满浓厚民间信仰的地方传播并且和睦相处，必须正确面对，灵活处理。正如保罗到了一个“未识之神”神庙里面，并没有去狠狠地砸碎偶像，相反他灵机一动，稍作借用，顺势而为。他不正面冲撞甚至也没有否定那些寻求信仰的人们，但却是给了他们新的选择与希望。中华传统“和文化”以及圣经要我们传递的“和好的福音”，都可能指向一种在中国传福音比较有效的经验：要把福音传达给人，首先要成为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要有存温柔的心而不是都针尖对麦芒！

基督徒不仅仅要成为与人和好者，也要成为使人和睦者！无论成为哪一类人，都要在思想行动上不走极端包括反对信仰上的极端主义，或者把相对的问题作绝对化处理！

儒家把“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中庸之道亦被称为中道或中和之道。“中庸”就是要求处理问题时不偏不倚，公正公平，恰如其分。但中庸并非和稀泥、不讲原则。总的要求是处理问题把握好一个“度”。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平衡”、“拿捏”。圣经也讲平衡或中庸的，如：耶稣在回答纳税问题时、讲灵巧与驯良时，用的是平衡与兼顾之中庸之道。 这也是一种中国化的智慧。

四、基督教中国化，须要有“以真破妄”的信仰定力

基督教与传统文化融合是与优秀的中国文化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有糟粕，李秋零教授认为：“所以当我们谈中国化的时候，一定要同样对我们中国文化要有一个精华和糟粕的认识，而不能拿我们的糟粕去化人家优秀的东西，这样不光是一个必然失败的东西，而且是应该杜绝的现象。”

中国信徒绝大多数来自非基督教文化背景，其对基督教神学的理解常不自觉地受制于自身的文化背景。滋养多数中国基督教的思想来源左右大致有三：来自传统神学的思想、前人对信仰理解以及根植血液的中国传统文化，后者虽然无意识的，但却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基督徒，甚至形成特色的民间基督教。似乎这也是一种不自觉的基督教中国化，但由于缺乏正确引导与监管，极易走向低俗与迷信，甚至滋生异端邪教，使基督教乱象丛生。虽然已经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但封建迷信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残存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不会因为归信了基督而轻易去除，相反与基督教某些教义联姻成为“非驴非马”式的信仰。这正是当年洪秀全“拜上帝会”带给我们的教训。

中国人“无事不登三宝殿”式的功利性信仰及“羊多牧少”牧养不力的现实，给邪教润生有了空间。大量受到基要主义保守神学思想影响的中老年信徒，极易走向片面与极端，这是构成异端产生的思想根源。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然缺乏对邪教的免疫力，民间信仰中对“附会以超自然力的人物”的崇拜，导致使邪教的“教主崇拜”有了生长土壤。

信徒结构有所变化，但在中国基督教中老年信徒比例依然超过四分之一，文化程度偏低，加上本来就因为生活逆境挫折而归顺基督，信仰素质普遍不高。而从近年来国内所产生的异端或邪教来看，它们的创始人几乎都发源于农村，有些甚至是文盲、半文盲，而追随他们的信徒又是以老年、妇女为多，对基督教教义不甚明了。大量“因病信教”、“得饼吃饱”式的信仰认知成为异端邪说培养追随者的肥沃土壤。低级、功利的信仰追求恰好迎合了这些群体的需求，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的群众。由于有许多人是在求其他宗教神祇“不灵”的情况下改信基督教的，实际上把耶稣视为有求必应的“基菩萨”。对他们来说，入“教”是出自于一种比较现实的需要，甚至成了祛病健身的工具、消灾避难的法宝、理气顺心的寄托，基督教只是成了民间宗教的替代品。邪教教主故弄玄虚的做作，迎合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猎奇心理及其功利性和实用性的需求。“有奶便是娘”式的功利性信仰及“羊多牧少”监管不力的现实，给别有用心的邪教头目钻了空子。

从文化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圣人，企盼救世主。传统中国老百姓总是期望圣人、救世主、好皇帝、大英雄、包青天降临人间来解决人间的不平和苦难、拯救苍生于贫困。这种情绪反映在民间基督教中，就是信徒对那些祷告“特别灵”的有“圣灵恩赐”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尊崇。民间信仰中对“附会以超自然力的人物”的崇拜，加上基督教信徒对具有特殊“恩赐”之人的追捧， 教牧力量薄弱、讲台供应不足、牧养事工滞后、信徒信仰根基不稳是教会留给异端、邪教的主要破口。为此，各地当高度重视教会的自身建设，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牧养事工，切实提高广大信徒的信仰素质，鼓励他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犹20），使之拥有能识别并抵制异端、邪教的能力，并“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3），并要积极稳妥、耐心细致地做好被异端、邪教一时迷惑的信众的转化引导工作，使之回到纯正的信仰里面，“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犹21）。使中国基督教朝着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既得上帝的喜爱（喜悦），也得众民的喜爱！

本文选自《陕西基督教》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