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在威登堡教会的大门上，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宗教改革不但推动了教会的改革，产生了日后的基督教新教；亦对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教全国两会于2017年10月27日至28日，在上海举办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启发与会者思考宗教改革对中国教会的意义，以期从中吸取对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有益的理念，更好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陈宗荣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现将原文刊发，以飨读者。（题目为编者加）

 基督教界的各位朋友、同志们：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也是党领导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一次大会，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时代标志。在党的历史上、新中国发展史上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划时代的意义。十九大阐明了新思考、明确了新方略，开启了新时代、确立了新方位，赋予了新使命、开辟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体现了深远的历史意识、宽广的世界视野、崇高的使命担当、强烈的进取精神、卓越的政治智慧。对于宗教工作，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500年前的宗教改革不仅在基督教发展历史上、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场改革“实际上是基督教信仰的重建”，改出了一个新宗教，这个新宗教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世界政治格局和发展路径，对人类社会已经和正在产生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今天，在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基督教全国两会在这里召开“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对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我国基督教乃至其他宗教更好地坚持中国化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十九大拓展的新视野、标定的新方位、树立的新目标、提出的新要求，对于我们深入观察500年前那场宗教改革、深刻理解今天我们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启迪意义。相信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这次研讨会一定能够开出新境界。结合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宗教变革的根本原因是时代的呼唤，宗教变革的根本动力是实践的推动。时代的发展变化为宗教的变革孕育了环境、创造了条件，也为宗教的变革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500年前的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14世纪至16世纪，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产生，新兴资产阶级发起了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反封建、反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批判中世纪教会的蒙昧与封建的等级制度，鼓吹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6世纪的西欧社会把矛头对准了罗马教会，要求通过改革建立适应于民族国家发展、适应于资产阶级兴起需要的新教会。可以说，欧洲的大变革催生了基督教的大变革，如果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资产阶级的兴起，基督教虽然也会发生变化，但不可能会发生马丁·路德所开启的革命性的改革。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宗教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日益凸显，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处在了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劲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崇高的目标呼唤我们宗教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最大的努力，伟大的实践需要我们宗教界做出最大的贡献。但是，目前，我们的宗教领域还存在很多问题，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不断加剧，有的宗教“去中国化”、“极端化”现象抬头，有的宗教非法违法活动屡禁不止，有的宗教“商业化”突出，这些问题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产生了现实和潜在危害，也必然会影响到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的进程。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举、长远之策就是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也是国家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宗教界应当勇敢地担当起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在中国宗教健康发展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宗教因应时代变化而变化，是宗教正常发展的必然规律。一部基督教发展史就是随时代变化不断变革的历史。公元1世纪，基督教就是从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变革而来，起初在下层民众中传播，受到罗马帝国和犹太教上层的双重迫害，后来在几百年的发展中，逐渐适应帝国需要，在公元4世纪末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公元11世纪中叶，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在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天主教逐渐爬上了欧洲意识形态的顶端，实行神权统治，禁锢思想、阻碍进步，神职人员出卖圣位和赎罪券、聚敛钱财，有些神职人员背地里蓄妾、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到中世纪后期，教会和修道院已经聚敛了大量钱财、控制了欧洲三分之二的土地。教会的虚伪和堕落引起了欧洲人的愤慨，已经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马丁·路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站出来了！因此，500年前的宗教改革也是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天，中央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同样也是我国宗教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界和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宗教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体状况良好，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但各个宗教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很多问题还呈增长态势，如不给予高度重视，不及时加以解决，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既不利于宗教自身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只有坚定地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更好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有效应对宗教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宗教和谐、健康发展。

　　第三，宗教变革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思想的变革，而且应当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原创思想。宗教是一种事关人们精神生活的社会现象，宗教对人们的影响主要是思想方面的影响。宗教的变革如果不从教义思想着手，就很难有实质性的变化。马丁·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是神学的一次革命，是“回到圣经和重新创造早期教会精神的过程”。马丁·路德坚持圣经高于教皇和教会，主张圣经是人们唯一信仰的神圣权威，强调“因信称义”，认为人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不能靠圣礼和神职人员，因而，也不需要那么多教堂、修道院，不需要那么繁杂的宗教仪式，神职人员也不需要独身等。这些重要的神学思想变革引发了基督教其他方面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包括崇拜仪式、伦理道德、教会制度、教义思想、教堂建设、宗教绘画、宗教体验等，从而深层次、根本性、全方位、开创性地改变了宗教样态，重塑了一个全新的宗教派别。这就启示我们，我国宗教要坚持好中国化方向，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实现中国化的目标，就应当将宗教思想的中国化放在首要位置，将中国化的注意力和资源聚焦到神学思想建设上来，引领、推动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构建体现中国风格、富有中国特质、具有鲜明时代性，又不失各教本色的神学思想体系，并加大宗教思想建设成果的转化和运用，让“上帝”说中国话。

　　第四，宗教变革是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变是必然的，但具体如何发动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主观努力。500年前的宗教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迟早要发生的，但这场改革运动在何时、何地发生，由什么样的导火索引发，这导火索由谁来点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英国著名学者尼尼安·斯马特在他的《世界宗教》一书中说：“因为路德，水瓶的软木塞打开了。”这形象地说明了马丁·路德在那场宗教改革运动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如果让历史重演一遍，那场宗教改革就不一定会发生在1517年，也很可能就不会由马丁·路德因为反对罗马教廷卖赎罪券而在威登堡教堂门前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而引发。今天，我们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也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反映了广大宗教界人士的意愿。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号召后，迅速在宗教界和宗教工作领域形成了广泛共识，各有关方面都积极行动起来，热烈研讨、深入探索、扎实推进。可以说在新时代，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条件已经具备、大幕已经拉开、道路已经开辟，就像东方海面上露出桅杆的航船，也像躁动在母腹中的婴儿，呼之欲出，期待我们宗教界的自身努力，也寄希望于马丁·路德式人物的出现。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上，闪耀着许多杰出的名字——慧能、虚云、赵朴初，葛洪、王重阳、丘处机，王岱舆、刘智，王良佐、傅铁山，吴耀宗、丁光训……希望我国当代宗教界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伟大精神，将这光辉的名单不断续写下去，引领我国宗教和祖国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五，宗教的每一次革命性变革都是回归原点之旅，是对原初的核心精神的再光明、再坚持，在这一过程中抖掉的是那些附着在宗教上的历史的尘埃。人类历史上流传至今的著名宗教，包括我国的五大宗教，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结晶，它们的核心观念、深层追求，超越时空、贯穿始终，不但具有重要的信仰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所以千百年来被那么多的人尊奉。这些宗教在由区域宗教变为广域宗教、由民族宗教变为世界宗教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层累堆积，在横向上，渗透进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添加剂，在纵向上，注入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的营养液。一个宗教要想始终焕发朝气，就必须坚持强身健体，不断进行变革，促进新陈代谢，剥掉那些已经陈旧落后、不适应宗教自身发展、应当被淘汰的附加物，让它从最新的民族、时代养分中得到滋养。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这样，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也是这样。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道路上，我们首先要下大力气搞清楚哪些是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基础礼仪，哪些是后人附加的、历史积淀的，前者要很好地阐释和坚持，后者要大胆地变革，萃取精华、剔除糟粕，使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出新芽、结出新果。

　　第六，宗教变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往往体现了价值性和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反映了变革的目的性与结果的外延性的复杂关系。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他还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在宗教变革过程中，有时价值性与规律性相统一，表现为目的与结果的一致，有时价值性与规律性相矛盾，导致结果与目的相去甚远。500年前，马丁·路德提出了“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导致了信义宗、加尔文宗等一系列的宗教改革，催生了新教伦理，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斯·韦伯为此写出了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相信这一结果不是也不可能是马丁·路德的初衷，只是由于他这一思想恰好满足了当时欧洲社会的时代需要，使得“因信称义”的思想既体现了宗教改革的价值性，也因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体现了社会演进的规律性。今天我们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要尽可能做到价值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目的与结果相一致，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优秀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使爱国、和谐、中道、理性、包容、奉献等思想理念成为中国化的价值追求。

　　第七，深刻的宗教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一路欢歌笑语就能实现的，往往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甚至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宗教影响着大量人群，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次革命性的宗教变革，都会涉及观念冲突、价值斗争、利益博弈，也会碰到重重阻力、面临重大挑战，需要付出巨大勇气和沉重代价，有的情况下还需要付出很多人的生命代价。马丁·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经过长时期的一系列的流血冲突，才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今天，我们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充分优越条件，有着统一、广泛的共识基础，但也面临一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不理解甚至误解，遭受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诬蔑和攻击，也碰到不知搞什么、怎么搞的困惑，还存在能不能搞好的信心不足等，都在所难免，不足为奇，只要我们登高望远、直面问题、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永不懈怠，就一定能把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谢谢大家，预祝这次研讨会取得成功！